
一百多年前,飞利浦在埃因霍温点亮了第一批灯泡。后来,阿斯麦用光在硅片上刻下纳米级电路。
如今,这座城市又试图让光直接进入芯片,成为传输和计算信息的工具。
当汽车驶入埃因霍温市市中心时,最先进入视线的并不是阿斯麦那座戒备森严的研发园区,而是一栋高耸的白色建筑,楼顶蓝色的“Philips”标志非常醒目,埃因霍温也由此获得了“光之城”的称号。
但对许多人而言,埃因霍温是近年来才逐渐变得熟悉的名字。随着全球半导体竞争升温,总部设在这里的光刻机巨头阿斯麦,频繁登上新闻头条,间接给家乡做了宣传。
这座距离阿姆斯特丹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荷兰南部城市,人口仅20多万、面积不过数十平方公里,已经成为荷兰高科技制造业的心脏,也是欧洲创新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阿斯麦、恩智浦等全球半导体企业从这里成长起来,半导体设备、医疗科技、智能交通、能源技术和光子芯片企业在城市周边密集分布。埃因霍温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数量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技术研发已经取代传统流水线,成为这座城市最重要的生产活动。
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在距离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的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从航拍图上看,园区并没有硅谷式的繁华热闹。低矮的办公楼散落在树林、草地和水域之间,周围甚至显得有些空旷。
就在这片位于城市边缘的区域内,聚集着上百家科技企业和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园区每天产生多项专利,其专利产出一度占到荷兰全国相当高的比例,因此被称为“欧洲最智慧的一平方公里”。
6月底,这座“光之城”沿着光的方向再迈一步。阿斯麦与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宣布合作,共同推动光子芯片产业化。双方将在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建设光子芯片中试生产线,由阿斯麦分阶段提供深紫外光刻设备、I-Line扫描设备以及工艺控制和计量技术,推动6英寸磷化铟光子芯片实现规模化制造。
与依靠电子传输信息的传统芯片不同,光子芯片利用光来完成部分数据传输和计算,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高速通信和先进传感等领域具有重要潜力。随着AI模型对算力和能源的需求持续上升,如何以更低功耗、更高速度传输海量数据,已经成为全球芯片产业的新战场。
埃因霍温并不掩饰这一项目的雄心:它希望以这条中试线为基础,在欧洲培育出新的半导体光子芯片“独角兽”,并建立不依赖外部供应链的制造能力。
因光而兴
埃因霍温的崛起,如同一个具有颠覆力的初创企业。埃因霍温区域发展机构Brainport Development主任Paul van Nunen笑称,就像新创公司一样,最开始只有一张餐桌、储藏木屋和特立独行的发明家。
126年前,飞利浦两兄弟在埃因霍温创办了一家灯泡工厂。谁也不会想到,这盏初生的微光,不仅点亮了埃因霍温的工业文明,更在此后近一个世纪里,将这座城市彻底塑造为以制造业为基石的产业重镇。
随后的百年间,飞利浦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其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家企业的范畴。在埃因霍温,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刻有飞利浦的印记:成片的厂房绵延不绝,上下游供应商环绕分布,专为员工修建的宿舍、学校乃至足球场构成了一个“企业王国”。城市的人口在30年内激增50%,几乎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名成员为飞利浦工作过。
在这种深度的嵌入下,埃因霍温的城市空间结构被彻底重塑:城市规模较工业化前扩大了80倍,由原本仅6个村子组成的自然群落,演化为放射状的现代都市格局。“光之城”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飞利浦越成功,埃因霍温对它的依赖便越深。企业构建的产业生态越庞大,潜在风险也就越高,一旦核心企业收缩,冲击也会沿着供应链和城市社会结构迅速传导。进入20世纪70年代,亚洲制造业强势崛起,欧洲传统工业在成本冲击下开始大迁移。埃因霍温的纺织、烟草、汽车制造等企业或倒闭或易主,初显颓势。作为城市支柱的飞利浦,虽试图通过产品线多元化来夺回被索尼、JVC等日企抢占的国际市场,但在全球化的惊涛骇浪面前,这些努力终究显得力不从心。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飞利浦的发展戛然而止,为免于破产,公司被迫进行残酷的自我切割:精简产品线、出售盈利板块、关闭各地工厂,并将生产线陆续转移到南非、中国等低成本地区。这场“断腕”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埃因霍温瞬间推入寒冬。短短6个月内,3.5万人失业,此后10年内城市人口持续负增长。
埃因霍温前市长John Jorritsma曾回忆道:“等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埃因霍温人失业,状况非常严峻。”更雪上加霜的是,昔日为飞利浦供应卡车的本土卡车制造巨头DAF(达富)也大规模裁员约5000人。
聚力重生
“许多埃因霍温年轻人甚至忘了这段其实不太远的历史,因为这座小城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创造一套‘三螺旋’模式。”John Jorritsma说。
当时,摆在埃因霍温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坐以待毙,要么放手一搏。埃因霍温市政府在盘点家底后发现:飞利浦虽然在收缩,但城市的技术基础并没有完全消失。飞利浦物理实验室仍在运转,一批长期从事电子、半导体、照明和精密制造的工程师仍然留在当地。围绕飞利浦形成的供应商体系虽然受到重创,却保留了材料、机械、设备和零部件制造能力。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等院校也仍在持续培养工程、设计和应用技术人才。
地方政府由此作出判断:这座城市不能推倒重来,也不适合追逐与自身基础完全无关的风口。相比从零开始的颠覆式转型,更现实的路径,是沿着原有制造能力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升级,通过持续性创新,将传统工业积累转化为新的技术优势。

于是,埃因霍温开始尝试一种当时仍颇为超前的城市治理方式。地方政府联合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和当地商会成立独立委员会,并向市民发起募资,号召每位居民出资10荷盾。同时,委员会公开征集改善地区经济和就业状况的方案,经审核后提供资金支持。
这并不是一笔规模庞大的产业基金,却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拯救埃因霍温,不再只是政府或某一家企业的责任,而被转化为整个城市共同参与的行动。这一“自己的城市自己救”的集资理念,在当时极具魄力。
这场自救行动后来逐渐形成一套由政府、企业和高校共同参与的“三螺旋”模式。三方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围绕产业转型形成相对明确的分工:政府负责搭建制度和公共平台,企业负责推动技术商业化,高校与科研机构则提供人才、知识和研发支持。
如今,官、产、学联合创新的“三螺旋”模式虽已司空见惯,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它还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任何城市愿意拿自身命运做试验品。埃因霍温成为全球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
向光而进
在这场制度实验中,埃因霍温领军型企业主动调整发展战略,使之与“三螺旋”战略相呼应。以飞利浦为例,它祭出了一个关键调整:“瘦身+分拆”,聚焦医疗、生活、照明三大核心业务,剥离半导体、元器件和设备制造等板块。这些业务并未简单消失,而是以独立企业的形式进入市场。
飞利浦向部分分拆企业提供技术、资金和客户资源,帮助它们度过独立初期。后来成为全球光刻机巨头的阿斯麦,最初是由电子巨头飞利浦和先进半导体材料国际公司合作成立的,目标是专注于光刻系统这一新兴市场。
1984年,阿斯麦在荷兰埃因霍温的飞利浦旧园区Strijp-T成立,其第一个基地就是那座名副其实的漏雨棚屋。这座单层预制建筑与飞利浦TQ大楼的一楼相连,而TQ大楼是飞利浦工业电子部门的所在地。当时,由于阿斯麦的第一套系统PAS 2000光刻机的液压油泵噪音极大,团队不得不将油泵放置在小屋外的集装箱中,以维持正常工作环境。
幸运的是,阿斯麦的业务很快就蓬勃发展起来。1985年,公司搬进了专门建造的办公和工厂大楼。一年后,改进后的PAS 2500光刻机推向市场,并成为未来许多机型的基础,使得阿斯麦一路成为光刻领域的领导者。今年1季度,阿斯麦实现净销售额88亿欧元,毛利率为53.0%,净利润达28亿欧元。
今天,站在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里,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普通市民无法进入的封闭区域。园区前身是飞利浦物理实验室。过去,只有飞利浦员工能够通过门禁,实验设备、技术人才和研发成果都被锁在企业内部。现在,同一片土地上分布着数百家科技企业、研究机构和初创团队。工程师可以在不同实验室之间流动,企业共享部分设备和技术平台,一项科研成果也可能在相邻的办公楼里迅速找到合作伙伴。
埃因霍温区域发展机构Brainport Development的办公室,便设在飞利浦曾经的研究园区内。从窗外望去,还能看到阿斯麦早期创业所在的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这片从企业禁区变成合作空间的土地,正是埃因霍温转型的缩影。城市并没有抛弃飞利浦留下的工业遗产,而是改变了这些资源的组织方式。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由此提出“开放式创新”模式:企业

在保持核心技术独立的同时,共享部分实验设施、研发平台、公共空间和人才网络。大型企业可以在园区内寻找供应商,初创公司能够接触成熟企业的设备和客户,高校研究人员也更容易将成果推向产业化。
以光造城
从灯泡制造到光刻技术,埃因霍温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始终与光紧密相关。飞利浦及其研究体系不仅留下了企业和工程师,也为当地积累了照明系统、光学材料、传感器、电子控制和工业设计等能力。
危机之后,埃因霍温没有把这些能力封存在企业档案中,而是试图将其重新嵌入城市。最直接的应用,是改造随处可见的路灯。
夜幕降临后,在埃因霍温东北部的纽南小镇,一条普通的自行车道会逐渐亮起来。路面上,成千上万颗蓝绿色发光石子排列成旋涡状图案,沿着道路向前延伸。它们在白天吸收太阳能,入夜后自行发光,不需要密集架设路灯,也能为骑行者标示方向。远远望去,整条道路如同一幅铺在地面上的星空。于是便有了埃因霍温最著名的公共照明实验之一——“梵高车道”。
灯光实验甚至被延伸到更复杂的城市治理场景。位于市中心的Stratumseind,是埃因霍温最著名的夜生活街区之一。酒吧、餐馆和娱乐场所沿街密集分布,每逢周末,大量年轻人聚集于此。繁荣的夜间经济为城市带来消费和活力,也伴随着醉酒冲突、噪声和治安压力。
相比单纯增加警力和监控设备,埃因霍温尝试把整条街道变成一座城市实验室。街区内的照明系统可以调节光线的颜色、明暗和变化节奏,研究人员则观察不同照明环境与人群情绪、停留时间和冲突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当街区气氛趋于紧张时,系统可以测试更柔和、温暖的灯光是否有助于缓和情绪;当酒吧打烊、人群需要疏散时,也可以利用亮度和色温变化,引导人们离开。
这种“城市即实验室”的思路延续了埃因霍温的“三螺旋”合作机制。政府开放公共空间,企业提供照明、传感和数据技术,大学与研究机构负责设计实验和评估效果。市民则不再只是技术的最终消费者,而成为真实使用环境中的参与者。
与此同时,埃因霍温也在通过灯光重新塑造城市形象。自2006年起,每年11月举行的GLOW埃因霍温灯光节,已经成为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公共活动之一。艺术家、设计师、大学实验室与科技企业共同参与,把建筑外墙、工业遗址、街道和广场转化为大型灯光装置。曾经主要存在于工厂和研发中心里的光,由此进入日常生活,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飞利浦曾用灯泡照亮埃因霍温,如今埃因霍温则把自己变成一座巨大的光学试验场。这座城市的新一轮发力,不只是寻找下一项与光有关的技术,更是在探索一种可能:一座城市能否以自身的街道、公共空间和社会生活为载体,让产业创新与城市进化同时发生。
撰文——Niuniu 编辑——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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