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持续变革与全球博弈的浪潮中，纪尧姆·福里以工程师的严谨锚定技术航向，以战略家的远见穿越行业周期。协同进化的生态思维，使得空客超越了传统定位，成为可持续航空生态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而最关键的，是要不断适应这种变化。”当纪尧姆·福里（Guillaume Faury）在法国图卢兹空客总部的采访中说出这句话时，窗外一架空客客机正掠过蔚蓝的天际，仿佛是在肯定这位工程师出身的CEO在多重挑战下的战略定力，这番话也折射出他“用钢铁与科技连接世界、守护梦想”的初心和坚守。
2025年，拥有130余年历史的空客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口。全球航空业复苏态势尚不稳定，供应链瓶颈、能源价格波动等风险犹存。可持续航空技术路线仍面临不确定性，福里自己也坦言“航空业可能无法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此外，空客与波音的竞争日趋激烈，双方在新一代飞机、服务市场等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而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挥之不去，给其全球化布局带来持续挑战。
但在福里看来，这些挑战中蕴藏着转型机遇。他领导的空客正通过三大战略支点构建未来竞争力：在技术层面，坚持氢能与传统动力技术并行发展，力争2030年代实现商用飞机脱碳突破；在生产层面，推动数字化转型与产能升级，打造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体系；在市场层面，深化与中国等核心市场的合作，同时拓展城市空中交通、太空经济等新增长曲线。
风度翩翩、气质儒雅的福里被外界誉为“懂技术、懂生产、更懂航空业的灵魂”。他这样解释为何坚持氢能路线：“航空业的每一次革命都源于技术突破，从螺旋桨到喷气式，从金属机身到复合材料，现在轮到清洁能源了”。这种信念支撑着空客在研发上的持续投入，也让其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了技术制高点。与此同时，他并未忽视商业现实，他反复强调：“技术必须与市场需求和生态成熟度相匹配”，这种平衡感正是空客能够稳健前行的关键。
对福里而言，领导空客不仅是管理一家企业，更是守护一个行业的未来。从直升机工程师到航空巨头CEO，他的职业生涯见证了航空工业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他对行业的深刻理解。在2025年空客峰会上，他引用瑞士著名探险家伯特兰·皮卡德（Bertrand Piccard）的环球飞行计划寄语团队：“航空业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勇气、耐心和持续创新”。这番话既是对行业的期许，也是他自身领导哲学的生动诠释。
空客位于法国图卢兹的工厂
坚守初心之路
走进福里的办公室，最引人注目的是书架上一排泛黄的工程图纸——其中一张标注着“EC225直升机传动系统优化方案”的手稿，正是他职业生涯的起点印记。1968年出生的福里，自学生时代便痴迷于航空工程，这份热爱让他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欧洲直升机公司（现空客直升机）后，从基层工程师一步步成长为项目核心。
“每一颗螺丝钉的位置，都藏着飞行安全的密码。”这是福里常挂在嘴边的话。在担任EC225/H225重型直升机总工程师期间，他曾带领团队连续72小时攻关，解决了直升机在高海拔地区的动力输出难题。这段扎根一线的经历，不仅让他练就了从技术细节看全局的敏锐洞察力，更塑造了他“安全至上、数据说话”的管理底色——即便后来身居集团高位，他仍保持着每月走访生产车间的习惯，亲手触摸机身蒙皮、检查发动机部件。
2013年，福里迎来职业生涯的关键转折，出任空客直升机CEO。彼时恰逢挪威北海H225直升机坠毁事故，全球该型号机型停飞、订单取消，品牌信任度跌至谷底。面对这场危机，福里没有选择逃避，他亲自牵头成立安全审查委员会，带领200余名工程师拆解机身、追溯数据，最终找出传动系统的设计缺陷；同时，他顶住压力启动产品迭代，将陷入停滞的X4项目重组升级为H160中型直升机，用更轻盈的机身、更智能的飞控系统重塑市场信心。“危机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定义标准的起点”，正是这份魄力，让空客直升机在两年内重回全球市场份额榜首。2018年，福里调任空客商用飞机公司首席运营官，正式进入集团核心管理层。
福里的CEO任期，从一开始就与挑战相伴。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国际航班停飞、航空公司取消订单，空客2020年交付量骤降至566架，较上年减少近40%，现金流濒临断裂。“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每天醒来，都要面对上亿欧元的亏损和上万名员工的生计。”福里在回忆时仍感慨万千，但他从未动摇：“航空业是连接世界的纽带，只要人类还有远行的渴望，我们就不能停下。”
他迅速推出“复苏三角战略”。在财务层面，通过裁员1.5万人、冻结高管薪酬、暂停股息发放等措施削减100亿欧元成本，同时发行债券，为企业筑起现金流安全垫。在运营层面，调整产能计划，将A320系列月产量从60架降至40架，优先保障货运机型改装，彼时全球医疗物资运输需求激增，空客将多架A330客机改造为货运机型，既缓解了市场急需，也为公司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在技术层面，他坚持研发投入不减，2020—2022年空客研发支出始终维持在60亿欧元左右，重点推进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氢能推进系统等前沿技术。
福里的远见在疫情后得到印证。从2023年开始，空客交付量就一路反弹。当然，产能复苏之路并非坦途，2025年，CFM国际公司LEAP-1A发动机短缺、A350客机卫生间组件供应紧张等问题接踵而至。面对供应链瓶颈，福里再次展现出务实创新的风格：他推动空客与供应商建立每日沟通机制，派工程师进驻供应商工厂，协助其实现产能爬坡；同时加速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区块链技术追溯零部件来源、预测库存需求，使总装线缺失零部件数量下降30%。
“危机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如何生存，更是如何更好地走向未来。”在福里的推动下，空客将危机转化为转型契机：2025年3月，公司宣布计划将新一代单通道飞机月产量提升至100架，同时启动可持续工厂改造，图卢兹总装厂采用太阳能供电，汉堡工厂引入可回收铝材，每架飞机的生产碳排放较2019年减少20%。
空客在2025年巴黎航展期间收获了总价值超过210亿美元的新订单
押注可持续革新
“航空业的未来，必须与地球的未来同行。”这是福里在各类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观点。他从未放弃对可持续飞行的探索，在他看来，承认挑战不是退缩，而是为了更精准地突破。
2025年空客峰会上，福里带领团队修订了氢动力飞机技术成熟路线图并明确表示：“经过多年研究，氢能是航空脱碳最有前途的发展路径。”这番表态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扎实的技术积累之上：2023年，空客成功演示1.2兆瓦氢推进系统；2024年完成燃料电池堆、电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的端到端测试；与液化空气先进技术公司合作开发的液氢面包板（LH2BB）项目，正在法国格勒诺布尔攻克飞行中液氢处理与分配的关键难题。按照计划，2027年慕尼黑电动飞机系统测试中心将开展综合地面测试，实现推进系统与氢燃料分配系统的全面验证。
空客研发的氢燃料概念机“ZEROe”为全球航空业指明了绿色转型的方向
福里的氢能战略展现出务实的灵活性。他清醒地认识到：绿色氢燃料基础设施还远未到位，如果氢动力飞机的竞争力不如可持续航空燃料（SAF）方案，就需要继续优化技术路线。这种不盲从技术热点、兼顾商业可行性的态度，使得空客在可持续航空领域保持了领先优势。与此同时，空客并未放弃其他脱碳路径，而是采取多技术并行策略：一方面与中国等合作伙伴深化SAF领域合作，另一方面推进全电动、燃料电池驱动飞机的技术研发。
在氢能航空的生态构建上，福里展现出开放合作的战略智慧。空客为伯特兰·皮卡德团队的液态氢动力环球飞行项目提供技术支持——该项目计划2028年实现在180千米/小时速度下9天无停靠无排放环球飞行，更通过开放创新平台吸纳全球资源。福里认为：“航空脱碳不是单一企业的战斗，需要整个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这种生态思维，使得空客超越了设备制造商的传统定位，成为可持续航空生态的组织者和引领者。
与氢能战略相呼应的，是福里推动的新一代飞机研发计划。面对A320neo系列的成功，他并未满足于渐进式改进，而是锚定2035—2039年的时间窗口，启动了革命性的新一代单通道飞机项目。这款新机型目标实现A320neo系列提升20%——30%的燃油效率，其核心技术突破点包括CFM国际的“开放式风扇”发动机和空客“明日之翼”（Wing of Tomorrow）项目研发的轻型折叠机翼。福里强调将采取渐进式技术更新策略，既避免技术冒进带来的风险，又确保在与波音的竞争中占据先机。按照他的规划，空客将在2029年前正式启动研发进程，通过7年左右的周期实现商用交付，这一时间表既符合航空工业规律，也为技术成熟预留了空间。
适应短途航线的A320neo系列受到欢迎
市场布局与贸易破局
在福里的战略版图中，中国市场始终占据核心位置。2025年空客峰会上，他明确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航空市场，其5.2%的年均客运增长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种判断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略投入：天津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第二条生产线加速建设，以满足中国市场对窄体机和宽体机的多样化需求；计划设立更多创新中心和研发中心，深化与中国伙伴在全价值链的合作；推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进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实现“中国制造、服务全球”。
这些布局已收获显著成效：空客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已超过50%，超越了波音。福里将这一成就归功于全方位合作模式——从单一飞机买卖延伸至研发、生产、总装、售后服务的全链条协同。
中国市场的成功只是福里全球战略的缩影。在他的领导下，空客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化生产、本地化服务”的布局：美国阿拉巴马州莫比尔工厂持续扩大产能，成为面向北美市场的重要基地；欧洲本土工厂则聚焦高端制造和技术研发；在亚洲、非洲等地的服务中心网络不断完善。这种分布式布局既提升了市场响应速度，也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缓冲。
但全球化进程正遭遇关税壁垒的严峻挑战。2025年4月，福里联合众多美国行业领袖呼吁恢复航空航天领域零关税贸易，警告称“关税战中只有输家”。彼时，空客美国工厂进口零部件需缴纳10%的基准关税，美国航空公司进口飞机也面临类似成本压力，Delta航空甚至不得不通过日本接收A350飞机以规避关税。福里指出，航空业是围绕1979年33国签署的零关税条约发展起来的，大西洋两岸的频繁贸易对各方都有利。在6月的采访中，他进一步表达了担忧：“若关税显著高于10%，将对行业造成严重冲击”。
面对贸易摩擦，福里采取了双线应对策略：一方面联合行业力量发声，推动国际谈判重启；另一方面内部挖潜，通过供应链优化、本地化采购等方式降低关税影响。
当被问及空客的未来愿景时，福里望向窗外的停机坪，眼中闪烁着光芒：“我们希望，未来的每一次飞行都更安全、更环保、更便捷——当人们登上空客的飞机时，不仅能抵达目的地，更能感受到‘飞行的美好’。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永远的航向。”
Q=周末画报
A=纪尧姆·福里（GUILLAUME FAURY）
Q：航空业可持续未来讨论最多的关键技术是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目前的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航空业碳中和，这一目标仍然具有可实现性吗？
A：尽管面临挑战，但也有很多理由相信它可以实现。空客仍然坚定致力于“2050年碳中和”这一目标，这是整个行业共同设定的方向。要想在2050年前实现航空去碳化，这一过程依赖多个支柱，其中一个支柱就是飞机本身。我们在做的就是优化飞机，而飞机的竞争力意味着燃油效率，燃油效率就意味着可持续性，经济目标与生态目标是一致的。航空公司会继续优先采购燃油效率更高的飞机，无论使用什么类型的燃料。
至于SAF的发展，这确实是更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全球统一的游戏规则，要看各个国家是否能以相同节奏推进。
Q：在这方面，中国是否会像在电动车领域一样再一次实现弯道超车？
A：我认为中国对能源转型非常认真，特别是在去碳能源方面，例如太阳能、风能、核能。去年新增的去碳能源容量中，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他们正以很快的速度推进。确实，中国有可能在去碳技术方面领先其他国家，就像在电动车领域。我们非常重视他们的进展，同时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在SAF发展上的合作伙伴。
Q：从未来发展来看，过去几年空客主要专注在民用领域，你怎么看待空间和防务业务的发展？
A：我们不仅仅是“民用领域的空客”，我们也是“国防和直升机领域的空客”。我们在直升机方面已经建立了规模，是世界第一的直升机制造商。无论是营业额还是数量上都是如此，这是我们在非商用领域成功的例子。在防务方面，我们也有像“台风战斗机”以及A400M这样的项目，都是欧洲国家联合开发的顶尖产品。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合作项目，促进协作、推动伙伴关系、打造具有足够规模的项目，进而带来相应规模的投资和全球竞争力。
Q：你如何看待关税问题？它目前对空客造成了什么影响？
A：这是一个对整个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四五年前，美国和欧洲之间对飞机征收了关税（2019年起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航空补贴争端），结果是双输，因此我们在2021年达成了一项“停火”协议。这段经历说明，在大西洋两岸这样一个北大西洋产业生态中，征收关税只会带来双输。目前我们还没有听说航空或航空航天领域将重新被征收关税，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做什么特别的准备，而是要加强沟通、交流和解释。我们在美国拥有大量基础设施和制造能力，比如在美国的总装线，从美国采购，在美国销售，而美国的制造商在欧洲也是如此。如果在大西洋两岸之间征收关税，那对双方来说都是沉重负担，甚至对美国制造商来说可能影响更大。
采访——Guy Johnson
编辑——张古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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