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可持续性源于制度的包容与引导。
2020年初，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无数企业倒闭、岗位消失，街头巷尾弥漫着对未来的焦虑。然而，就在这片废墟之中，远程办公平台Zoom用户激增40倍，电商巨头亚马逊一年内新增超50万员工，mRNA疫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实验室走向大众。这正是“创造性破坏”最鲜活的写照——旧秩序崩塌的同时，新可能悄然萌发。
由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其合作者赛利娜·安托南、西蒙·比内尔共同撰写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正是对这一动态过程的全景式剖析。三位作者为我们解锁了经济增长的核心密码。这部融合三十余年研究成果的著作，以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为基石，用历史数据与现实案例构建起完整的增长分析框架，既解答了“增长何以发生”的经典谜题，也回应了“如何驾驭变革”的时代之问。
作者最具穿透力的洞见在于，将经济增长的本质定义为“新旧替代的永恒运动”——新的创新涌现，让现有技术变得过时；新的企业加入，与现有企业展开竞争；新的工作岗位与生产活动出现，取代现有的岗位与活动。创造性破坏是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保证其不息的更新和繁衍，但同时也带来了必须妥善调节规制的风险与动荡。
与传统增长理论聚焦资本积累不同，本书强调创新才是长期增长的核心引擎，而创新的可持续性依赖“激励创新”与“容纳破坏”的制度平衡。
作者打破了两种极端认知：既不认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悲观预言——认为大企业终将扼杀创新活力，也不迷信市场自发调节的完美性。他们提出“斗争的乐观主义”：通过企业、政府与民间社会构成的“黄金三角”，既能用专利保护激励创新者，又能以竞争政策防止垄断者阻碍进步，最终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这种辩证思维，让本书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成为理解现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工具。
第3章“我们该惧怕技术革命吗？”直击现代人的核心焦虑。作者用历史数据给出明确答案：从蒸汽机到电力再到信息技术，每一次技术革命初期都会引发失业恐慌，但从长期来看，技术革命创造的就业岗位远多于摧毁的岗位。
以美国制造业为例，19世纪的织布机淘汰了手工纺织工，却催生了机械维修工、工厂管理者等新职业；21世纪的自动化技术让流水线工人面临挑战，却带动了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兴岗位的增长。
作者特别指出，技术革命的收益存在“迟滞效应”。电力发明后，直到福特将其应用于装配线，才真正引爆生产率增长；计算机诞生近二十年后，信息技术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才全面显现。这一发现提醒我们，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其恐惧失业，不如关注如何通过教育改革、职业培训让劳动者适应变革——丹麦的弹性保障体系就是典范，它既给予企业解雇的灵活性，又通过高比例失业金和终身培训帮助劳动者实现职业转型。
第7章对“阿根廷悖论”的剖析也极具现实意义。189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却在此后陷入停滞，核心原因在于未能完成从“模仿追赶”到“创新驱动”的转型。该国依赖农业出口的增长模式，在遭遇全球需求波动时不堪一击，而既得利益集团又阻碍工业化和创新政策的推行，最终错失发展机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经济依赖财阀主导的模仿型增长，危机后通过开放市场、强化竞争、扶持中小企业创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数据显示，韩国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的专利申请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德国1/8，跃升至2012年比德国多出30%。这一案例证明，当一个国家靠近技术前沿时，必须用竞争政策、创新激励替代传统的保护主义，才能实现持续增长。
第9章回应了气候变化时代的紧迫命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非对立关系，关键在于引导创新方向。作者通过汽车产业的案例揭示了“路径依赖”的陷阱——长期深耕内燃机技术的企业，往往不愿转向电动汽车创新。但政府政策可以有效破解这一困局：燃料价格每上涨10%，企业开展绿色创新的概率就提高10%；而碳税与绿色研发补贴的组合政策，能以更低的社会成本推动转型。
作者还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全球协作思路：发达国家聚焦绿色技术创新，再通过技术转移帮助发展中国家跳过污染型增长阶段。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领域的突破就是成功例证，既实现了自身的绿色转型，也为全球清洁能源普及提供了可能。这种“创新引领+技术共享”的模式，打破了“零增长才能环保”的悲观论调，为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方向。
作者还深入探讨创新的核心参与者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发现，个人成为创新者的概率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父母的教育水平和收入状况对子女的创新潜力影响显著——即便是在教育平等程度极高的芬兰，父母为科研工作者，其子女成为发明家的概率也远高于普通家庭子女。这一现象揭示了创新领域的机会不平等，也凸显了教育政策在挖掘创新潜力中的关键作用。
书中通过芬兰企业的实证数据显示，创新收益并非仅由发明家独享：企业主占44.6%，蓝领雇员占25.7%，白领雇员占21.8%，发明家仅占7.9%。这意味着创新是一种“共享式价值创造”，不仅让少数人致富，更能通过工资增长、就业扩张惠及普通劳动者。而巴尔扎克小说《幻灭》中印刷商大卫·赛夏的悲剧——发明廉价造纸工艺却因缺乏产权保护和融资支持，被迫出让发明权——则从反面印证了制度保障对创新的重要性。
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问题如何处理？基础研究阶段，大学与政府研究机构的资金往往不足，私人基金会扮演了关键角色。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的“研究员计划”就是典范，它不绑定具体项目，而是为有潜力的科学家提供长期稳定资助，最终培养出2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证明了学术自由与长期支持对突破性研究的重要性。
在企业初创阶段，风险资本的作用不可或缺。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多为成功的前创业者，不仅提供资金，还能凭借自身经验为初创企业提供指导，其采用的“多阶段融资+控制权动态调整”模式，既保障了投资人利益，又给予企业家足够的创新空间。与法国相比，由于风险投资人多为金融专业人士，缺乏创业经验，对初创企业的支持效果大打折扣，这也解释了两国在颠覆性创新领域的差距。
当企业进入成熟阶段，机构投资者成为创新的重要保障。美国的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大量股份，它们通过直接获取经理人能力信息，减少了经理人因担心失败而回避高风险创新的倾向，从而促进了大企业的颠覆性创新。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专利数量和质量也越高，尤其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最珍贵的价值，在于它既不盲目崇拜市场，也不否定资本主义，而是指出了一条“有规制的创新之路”。在技术变革加速、全球挑战增多的今天，无论是国家制定发展战略，还是企业规划创新路径，抑或是个人应对职业变化，都能从书中获得智慧。它提醒我们：增长的本质是创新，而创新的可持续性源于制度的包容与引导。
《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本书是著名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对创新的全景式前沿分析。本书运用熊彼特增长范式解析了当下经济中的重大谜题，包括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不平等的根源、竞争和全球化、健康和幸福的决定因素、技术革命、长期停滞、中等收入陷阱、气候变化以及如何从冲击中复苏等。基于这些分析，作者认为，市场经济释放的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是实现繁荣的强大发动机，是过去两百多年来给我们带来空前发展的根本所在，更是未来应对挑战的不二法宝。
作者也指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完美，也会出现失灵，因此，我们需要构建“政府—市场—民间社会”的均衡关系，在激励创新的同时，将创造性破坏带来的社会冲击最小化，确保在位创新者不会在成功之后阻碍后来的创新。只要创新不竭，更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繁荣就能实现。
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
法兰西学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内生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熊彼特增长范式”的创建者之一。他曾获得欧洲经济学会授予45岁以下欧洲优秀经济学家的Yrjo Jahnsson奖。
编辑——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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