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的牧民选择留守马背，当“天马浴河”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景观，真正的可持续旅行不仅是保护脚下的草原，更要让古老的蹄声在现代商业社会里骄傲地回荡。
当伊昭公路的盘山弯道让位于无垠草原，最先闯入感官的，是青草与马鬃交织的气息。昭苏的“天马”从乌孙古国的史书里奔来，从戍边卫国的征程中走来，如今在可持续旅行的浪潮里，既承载着千年文化的基因，又滋养着一方人的生活。这次路易威登可持续之旅，我们不谈“走马观花”的景致，只赴一场与马共生的约定——看传统在马蹄下延续，听文化在草原上新生。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穿越半个中国的干旱腹地与连绵山脉，约5个小时的航程后，我们到达伊宁机场，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尘土与苜蓿的清香，这是中亚腹地特有的气味。
在伊宁机场，我们快速租到一辆越野车，随即驶向了传说中的伊昭公路。在这条一年仅开放几个月的、悬挂于悬崖峭壁的公路上驾驶，人会产生一种奇异的渺小感——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它最原始、最冷峻，却又最温柔的一面——上一秒是令人生畏的万丈深渊，下一秒转过山口，眼前便铺陈开一片如丝绒般起伏的高山草甸，远处的马群像撒在绿丝绒上的黑珍珠，而散在河谷草地上的牧民的毡房，则像撒落的白色蘑菇。
正是在这种让人屏住呼吸的壮丽中，你突然理解了“天马”的含义。这里不是为温顺的家畜准备的温室，而是属于强者的角斗场。当第一群伊犁马出现在视野尽头，在那片看似荒凉的旷野中自由奔腾时，我似乎理解了来之前向那些来过伊犁的前辈们请教时他们口中的“天马精神”。我们要去寻找的，正是这种在现代文明边缘顽强生长的精神图腾——前往昭苏，不只是去往一个地点，而是进行一场人与马、传统与未来之间，温柔而坚韧的对话。
昭苏，位于伊犁河谷，天山脚下的一个盆地，毗邻哈萨克斯坦边境。这个人口仅十余万的县城，马匹存量却超过十二万—人均超过一匹，被誉为中国的“天马之乡”。
在伊犁种马场测试调训中心训练场，调训师正在做调训工作
两千年前，汉武帝为了寻找能与匈奴抗衡的战马，曾派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乌孙马（伊犁马的前身），赐名“天马”。
然而，在一个不再需要骑兵冲锋的时代，如何维持这十多万匹庞然大物的生存，并让依靠它们生存的牧民过上体面的生活，成为一个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命题。昭苏正在进行一场实验：试图将古老的游牧文明嫁接到现代商业的发展逻辑上。
马，一种刻入灵魂的信仰
对于初到昭苏的旅行者而言，马是无处不在的壮丽风景。但对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人来说，马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仰，是历史与身份的坐标。
对于“骑在马背上长大”的哈萨克族人而言，如果没有了马，他们不仅是失去了脚力，更是失语的失去了与祖先对话的语言，失去了在大自然中定位自我的坐标。即便在越野车和摩托车普及的今天，他们依然愿意花重金养马、赛马，因为骑在马背上，他们才是完整的哈萨克人。哈萨克谚语说：“马是人的翅膀。”在昭苏“95后”牧民叶浩看来，马是在孤独游牧生活中排解忧愁、重获自由感的好朋友。叶浩说：“心里闷得慌、心情不好时，把马刷一刷，骑上跑一圈大草原，世界就安静了。”
昭苏还有一些哈萨克族的牧民住在帐篷里，马也是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
从汉武帝为求“天马”而贯通西域，到清代在此设立马场护卫边疆，再到20世纪70年代，昭苏军马场作为“全军著名的万匹军马场”，为国家输送了成千上万匹骏马，“天马精神”在这里不断滋长。“我们将‘天马精神’总结为戍边卫国、扎根边疆。”昭苏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畜牧兽医发展中心主任李海一语道破了马在昭苏人心中的分量。这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
1977年的冬天，一支蜿蜒数公里的队伍出现在天山脚下的荒原上。那是由90名牧工和兽医组成的送马队，他们接到了国家总后勤部的命令：将3000匹军马从昭苏赶往乌鲁木齐，再通过火车运往刚刚经历了毁灭性大地震的唐山。那是一段漫长而悲壮的旅程，马蹄踏过积雪与碎石，背负着重建一座城市的重任。
那或许是昭苏作为军马场最后的荣光时刻。“90多名牧工，花了将近两个月时间，那是我们很辉煌的时期。在那个年代，马是战友，是功臣。”昭苏马场畜牧科党支部书记邓海峰说。这位在马场度过了半辈子的管理者，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语气中透着一种对历史的敬意。
然而，随着机械化浪潮的席卷，骑兵建制取消，马的役用功能迅速退化，这些曾经的“战友”一夜之间失去了战场。20世纪90年代，昭苏的伊犁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一匹成年母马的售价跌至1000元，甚至不及它一年吃掉的草料钱。
20世纪90年代，全国50多个军马场纷纷转型，放弃了养马。邓海峰回忆，“当时养出来的马，两三千块钱都卖不掉。”
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昭苏开启了一场长达30年的“基因改良工程”。他们敏锐地捕捉到市场的微光，开始从国外引进良种马，改良伊犁马，探索马的新角色。
新天马精神
从战场上的伙伴到田间的劳力，再到无人问津的“落伍者”，马的命运在昭苏迎来了一次深刻的进化。诚如邓海峰所言：“盛世兴马。”当一个国家不再仅仅为温饱而奔波时，马的价值便从役用转向了文化、体育与精神的更高层面。
大自然赐予大美新疆无与伦比的景色
当你问今天的昭苏人，什么是“天马精神”？答案不再仅仅是汉武帝眼中的开疆拓土，也不只是20世纪70年代的戍边卫国。这种精神如今变得更加复杂而具体。这种精神并没有随着骑兵的消失而终结，它转化为了另一种形式：它们是这片边疆土地上经济循环的心脏，是维系牧民不离开草原的锚点。
如果不听伊犁种马场测试调训中心负责人欧阳文讲述90年代的故事，你很难理解伊犁马走向全国的道路有多么颠簸。
欧阳文，这个名字在全国的马圈里，是一个无需多言的符号。外来的投资人尊称他为“马王”，本地的牧民视他为“定海神针”。欧阳文并不是草原的原住民。他的祖籍在湖北十堰，他的爷爷和父亲是1959年响应国家号召“支边”来到新疆的。他是汉族人，却能在哈萨克族的毡房里和蒙古族的敖包旁自如切换语言。
1983年，欧阳文从草原专业毕业，便来到了昭苏，走进了马的世界。那是一个马产业尚未苏醒的年代。1993年，为了把伊犁马卖到内地，欧阳文开启了最原始的“物流模式”。那时没有专业的恒温运马车，他要把22匹马塞进闷热的绿皮火车货厢。
“一次走十二三天。”欧阳文回忆道。在那半个月里，他不再是技术员，而是饲养员和保姆。他在晃动的车厢里与马同吃同睡，时刻警惕马匹因拥挤或惊恐而受伤。到了目的地，任务还没结束，他通常还要在当地住上一个月，亲自喂养，直到确认这些习惯了天山雪水的马适应了内地的水土，才敢离开。
那是中国马产业的拓荒期，欧阳文用这种最笨拙也最深情的方式，为伊犁马在内地市场铺平了第一条路。
随着国有马场管理的现代化，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接管了管理岗，但他们往往对着表格养马。而欧阳文代表的是一种濒临失传的手艺。
“他捏捏马的耳朵、摸摸膝盖，比体温表还准。”熟悉欧阳文的外来游客感叹道。马是流鼻涕了、发烧了还是得了肺炎，欧阳文一眼便知，用药精准。这种经验是40年来在马厩里无数个日夜熬出来的。他知道如何控制赛马的体重保持在黄金区间，知道如何通过复杂的杂交改良提升马的速度。
1996年，他参照北京的模式，搞起了新疆第一次马匹拍卖会。那一次，他拍出了137匹马。从那时起，伊犁马有了确切的身价。去年，他经手的一匹马拍出了16.9万元的高价——这在几十年前，是牧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基因改良，是伊犁马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一个重要基础。
走进昭苏马场，你会感到一种时空错置。这里保留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万匹军马场”的集体主义风格，但马厩里却住着来自世界的“贵族”：英国纯血马、法国速步马、德国温血马。
“这是为了改良，”邓海峰指着一匹肌肉线条紧绷的种公马说，“以前我们只看重马能不能拉车、能不能负重。现在市场变了，人们需要的是速度，是优雅。”
在邓海峰工作的昭苏马场，我们看到了四个明确的培育方向：用于赛事的速度型马、用于仪仗的温血型马、满足本地饮食习惯的肉用型马，以及为俱乐部和景区服务的骑乘型马。科学化的育种，让伊犁马跳出了单一的框架，精准对接现代市场的多元需求。
这种专业化在“95后”哈萨克族牧民叶浩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而是一位精明的现代马产业经营者。
他家有6匹马常年在专业赛道训练，聘请着骑手和练马师。“一匹马在赛马场训练三个月再参赛，成本大概要1万块钱。”叶浩算着账，但回报也相当可观，他的一匹名为“黑姑娘”的赛马，一年内就为他赢回了20多万元的奖金和一辆新车。
从简单的放牧到科学喂养、精准配种、投资参赛，叶浩代表了新一代昭苏人与马的相处方式——它既是情感的延续，更是一门讲究投入产出的专业生意。在昭苏，像叶浩这样的年轻人正变得越来越多。他们并未像其他地区的乡村青年那样涌向沿海工厂，而是留在了草原上，成为职业的“马匹经纪人”和赛手。
一方面在探索新品种，另一方面，伊犁马也在寻找自己在商业价值链中的位置。
“纯血马像法拉利，娇贵、维护成本极高；而伊犁马像丰田霸道，耐造、皮实、适应性强。”这是新疆马业协会办公室主任任湘的观点。她指出，伊犁马耐粗饲，不易生病，这意味着极低的养殖成本。更关键的是，它的商业生命周期长。
对于一家经营景区骑乘或初级教学的俱乐部来说，购买一匹几十万的进口马是高风险投资，而一匹伊犁马不仅价格亲民，而且能高频次工作，回本周期极快，这种“抗造”的特性，让伊犁马成了B端市场的“刚需”。“只有承认差异，找准定位，伊犁马才能在各个细分市场里做到极致，而不是试图用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任湘表示。
而以“天马浴河”等奇观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则是昭苏最亮丽的名片。
在夏季的黄昏，特克斯河的河水冰凉刺骨。成百上千匹伊犁马在牧马人的吆喝声中冲入河道。这就是著名的“天马浴河”——当马群在水中奔腾，激起漫天水雾，夕阳将水珠染成金红，那一刻，你会感到一种原始生命力的冲击。
“天马浴河”的经典景观
这一最初为了驱赶马身上蚊虫的牧民生活习惯，如今已被包装成每天定时上演的旅游节目。长枪短炮的摄影师们围在河岸，等待着那个最具张力的瞬间。
昭苏试图用这种方式向旅行者们诉说“天马精神”——那种戍边卫国的粗粝与坚韧，同时又要学会如何为中产阶级提供一杯温度适宜的拿铁。
对于游客来说，最动人的体验莫过于去牧民家做客。
你可以看到叶浩这样的年轻人，熟练地在现代生活与传统习俗间切换。他们会用智能手机直播赛马，也会在节日里穿上盛装，玩起古老的“姑娘追”——那是一种草原上的罗曼蒂克，骑在马背上的追逐与玩耍，比任何都市相亲节目都要鲜活热烈。
这一幕也是李海眼中的未来发展图景：牧家乐——让游客住在牧民家，体验最原汁原味的生活；推动牛羊就地消费，让放牧与旅游服务结合，为牧民开辟新的增收渠道。
在牧家乐，旅行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当你走进一家牧家乐，喝下一碗发酵得恰到好处、带着微微酸劲的马奶，你就在参与这种文化的循环。
打破“哑铃型”困局
旅行者们用脚投票，让因“天马精神”而崛起的产业不断兴盛——一头是越来越火的“一产”（养殖、良种繁育），另一头是热闹非凡的“三产”（旅游、马术表演、天马节）。唯独中间的“二产”——马产品的深加工，是一块短板。
“马全身是宝，但二产是我们的短板。”李海坦言。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描述现状：“两头大、中间细”。这是李海这两年最焦虑也最想突破的地方。他深知，光靠卖马和给游客表演，产业的天花板太低。只有把“马全身是宝”的概念变成工业化的乳制品、生物制药、血清产品，昭苏的马产业才能真正立得住。
哈萨克族的牧民正在挤马奶。未来的牧家乐里，“喝一杯酸酸的马奶子”将会是常规项目
正是在这片空白地带，我们看到了另一位年轻人的勇敢尝试。这位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哈斯，放弃了在外地的工作，回到昭苏做起了一门古老而冷门的生意：马油。
“在汉代皇室，马油就被用来护肤。但在现代昭苏，它长期被视为屠宰后的废弃物。”哈斯说。在军马场一个30平米的库房里，他从零开始，研发出手工马油皂、按摩膏等产品，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更将这门古老的技艺申请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哈斯的生意在疫情期间意外成为爆品。当人们疯狂洗手导致皮肤干裂时，他那款添加了马油的抑菌洗手液成了抢手货。现在，他的产品年营收已达数百万元，并开始向中亚出口。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可持续：不只是利用马的奔跑，而是利用马的一切，从而减少对单纯扩大养殖规模的依赖。“我们想把传统资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产品。”哈斯说。
哈斯的话语，正是昭苏马产业未来的希望所在。未来3年如何发展？昭苏做出了清晰的规划——首先是品质的提升，让伊犁马走向更专业的赛场，甚至香港马会。其次是产业的深度融合，将马文化与5A级景区的创建、主题营地的开发结合起来。再次是短板的突破，大力发展马乳、马肉、生物制药等加工业，让产业链真正“强壮”起来。最后是赛事的品牌化，通过举办高水平赛事，促进交流，带动就业。
解开“草畜平衡”的死结
“马多了要吃草，会不会破坏生态？”这是每一个可持续旅行者都会有的疑问。
李海从不回避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不只是马的问题，还有牛羊、气候干旱以及几十年的历史欠账。
任湘认可李海的观点。她表示，从数量级上看，全新疆115万匹马对生态的压力，远小于数量庞大的牛羊。
“草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李海在采访中坦言，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而他的策略一方面是通过赛事和旅游提升单匹马的价值，让牧民在不增加草场负担的前提下增收。另一方面是改变过去那种“靠天养畜”的粗放模式，推行暖季放牧、冷季舍饲。他引入院校合作，搞“强草”工程，修牧区水利。
这是一个精妙的平衡术。
在采访的最后，欧阳文，一位即将退休的传奇驯马师，站在他那刚通过验收的现代化室内马术馆里。他带出了400多个徒弟，很多人已经在大城市的俱乐部里拿着高薪。
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当这些“马王”式的灵魂人物老去，马文化的精神还能否延续？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欧阳文看着空旷的场地，眼神里有一种完成使命的释然。
“时代进步让大家对产业的认知变了。”李海主任对此并不悲观，“牧民可能去开俱乐部、做牧家乐，只是摆脱了传统放牧方式，不代表文化消失。”这是一种形态的转变，而非精神的断裂。从孤独的牧人到热情的俱乐部老板，从原始的放牧到规模化的产业集群，改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马的热爱。
昭苏的马，已经不再需要驮着士兵冲向敌阵。它们现在驮着的，是一个边疆县城对现代化的渴望，以及一群牧民对故土的守望。在这个过程中，马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天山下的风还在吹，牧草还在长，这里的人们就会继续寻找让马蹄声延续下去的方式。
这或许就是最高级的可持续旅行：它不仅让你看到风景，更让你看到一种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商业的夹缝中顽强地通过自我更新，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
撰文——万慧、张轶洋
摄影——李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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