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市长朴元淳自杀，虽然没有实锤证明与早先的性骚扰丑闻直接相关，但各种舆论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锁定。论政绩，朴元淳“正直勤勉”，疫情期间表现果断而有远见，论履历，反抗强权、关注弱小、女权之友，竞选下届总统的成绩单漂亮极了。
“美利坚小姐”大赛迎来了惊天动地的变化—97年来的传统、泳装环节不见了。《纽约时报》称之为#METOO运动的连锁反应。除了取消泳装，今年还不再设有T台，“小姐”这个字眼也从缎带上去掉，佳丽们可以在晚装环节自由选择服饰。新增的“问答环节”也掀起广泛讨论。
特朗普是个商人，在媒体传播情绪多于内容的时代，当选了总统。理解他的政策，恐怕要从“政治”与“商贸”之间的连接入手。
从古至今，权力女性的形象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一个时代的风华。珠光宝气并不影响她们的威严，反而增强了她们的气场。珠宝是她们的盔甲，也是她们柔软内心的记忆。在女性政治家的世界中，珠宝和腕表不仅仅是个人形象的闪亮点缀，更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寓意，成为了她们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和外交语言。
伊朗在2017年岁末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全球瞩目。示威者对经济和政治强烈不满，持续低迷的经济让民众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对经济不满的背后，更折射出民众对体制的不满。对坚持温和路线的鲁哈尼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严峻的考验。为什么？怎么办？或许是示威活动结束后，需要伊朗各个阶层反思的问题。
2018年与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已经奇迹般地花落俄罗斯和卡塔尔，但这次轰动性的世界杯申办的话题却远未结束，所有矛头都指向FIFA，一个非政治却超主权、非营利性却富可敌国、主宰几十亿球迷喜爱赛事却独断专行的“非法组织”。到底，这个充满争议性的FIFA如何“非法”，且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老炮儿是一群老了依旧不甘平庸的人，作为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他们的优越感在三次社会化冲击中被打破，但又保留着旧时代的“不服”精神，于是他们身上有着维护规矩、蔑视钱权的劲儿，即便是以卵击石。
冲向德国的难民危机很可能预示着默克尔时代的终结。2015德国接收超过100万寻求庇护者，公众的焦虑情绪正在上升，党内对默克尔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就算她不在2017年下届大选前下台，几个月前还得到广泛讨论的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如今看来已不太可能。
个人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扭转国际局势，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然而，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评价为推进中美关系进程的功臣，大抵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这位美国前国务卿经历过二战的炮火和冷战的硝烟，深知秩序与和平的价值，也乐于重新梳理自己的政治理论思维。基辛格预言，21世纪，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
如同在电视上看夫妻吵架一样，政治生活中最无聊的是看议员们吵架，尤其是在美国这种两党代议体系超级稳固的国家。
政治上的分歧和商业科技的共同利益，塑造了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常态”—两国不可能分道扬镳，也不可能更加亲密无间。中美不可能有金融战，但美国也不会接受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更快崛起；中美会在气候、伊朗和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但中美也绝对不会是盟友关系，在很多国际事务上，中国都会保持距离。
商人一般不直接干政，而是利用政坛关系为资本寻找通道；当然也有商人直接出手时，那就是职业政治家治理国家失效之时。前者可称为代理制，后者则被形象描述为B2C模式。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两种模式之争，而共和党的制胜之道似乎在于民众对职业政客的失望和一家真正有力的媒体。
希腊左翼激进民粹政党领导人齐普拉斯的崛起标志着席卷西方世界的民粹运动的上升趋势。东欧和北欧的右翼民粹运动利用年轻人对政治制度的不满并且许诺“彻底革命”拉拢选票，南欧国家则由于青年人失业率高企、福利缩水等迎来激进左翼政党的崛起……
2003年正式启动评选的克鲁格奖在社会科学领域分量十足，每一位得主都因在各自研究范畴内作出了重大且深远的贡献而享誉国际。来自德国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约根•哈贝马斯在社会批判理论方面建树颇丰，对德国及欧洲的政治、文化有着启蒙式的影响，他将在今年9月底的颁奖仪式上接受这一殊荣。
自冷战结束、尤其自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拉美就成为左翼民粹的天地：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少数国家当政者虽为右翼，走的却是精英治国路线；巴西总统罗塞夫、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虽作风相对稳健，从政治色谱上论仍属左翼；而活跃在媒体头条上的拉美民粹政治领袖，则尽是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等左翼风云人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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