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俱乐部的狂欢，在黎明来临前继续

暗夜里也有太阳，那是地下俱乐部里昏暗的灯光。渴望无序与狂欢的人在这里找到强烈共鸣，成为他们自己。在音乐与自由的舞蹈中，是不在乎明天的快乐。

炽热的、粗糙的、无阶级的……地下俱乐部承载了无数人的青年记忆，暗示了一种对主流反抗的姿态，同样连接了更晦涩的“文化”意义。

上海的地下电子乐俱乐部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规则，在其沟通内部，形成了自身认可的独特措辞。此次，我们邀请了国内最具代表性的几位地下俱乐部文化幕后推手及音乐人：顶尖Techno电子音乐制作人马海平MHP，斯德哥尔摩厂牌创始人Tzusing，音乐及潮流名所Yeti Out的联合创始人Tom Yeti，上海独立电子音乐人LinFeng，Genome 6.66 Mbp 成员之一的先锋音乐人Charity SsB，活跃于国内与欧洲的跨性别音乐人Rui Ho，由三个女生组成的迷幻电子乐队南方酸性咪咪。我们参与、旁观、记录，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尝试用语言和照片，勾勒、拼凑出十多年来上海的地下电子乐场景，以窥其中的文化现象。

资本的浪潮会逐渐湮没属于亚文化的「地下」属性，在俱乐部逐渐去「妖魔化」的过程中，也预见其最终宿命—通过商品化或意识形态的整合，被收编到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社会秩序中。由安娜、小河、万晓利、张玮玮、郭龙组成的“民谣界纵贯线”河乐队出现在夏日的荣宅，曾经朴素的民谣与高级时装彼此对望。

终究，黎明将至，黄金时期将逝，狂欢会落幕。没人能永远活在这喧嚣乌托邦中。但且记得，永远会有新的风景与新的喧嚣。

TZUSING:夜行动物上海收容所

在上海本地的音乐场景中， 电子乐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见证者角色： 从早期摇滚乐迷们看完演出后群聚的Logo、Park 94和C'S， 到如今的44KW、ALL和Elevator， 随着电子乐受众的逐渐扩大， 上海的地下俱乐部文化也逐渐浮上水面。

本次， 《周末画报》特约邀请到知名DJ 及制作人Tzusing， 通过他的视角， 我们一同回顾了上海本地俱乐部文化的发展历程， 拼凑起这一边缘音乐场景及其拥趸们的真实样貌， 并重新审视夜行动物收容所们于上海地下音乐文化中的作用与意义。

1994年夏天，12岁的Tzusing到上海看望父亲， 在银河酒店的里他首次瞥见上海电子乐场景萌芽期的一角： 双层的俱乐部， 配有大型环绕音响系统， 终日播放着Crystal Waters 的《100% Pure Love》这样的歌曲， 再加上流连其中的霹雳舞者， 尽管当时还并不喜欢电子乐，但这一幕深深震撼了Tzusing。

三年后，Tzusing 搬到上海读高中， 此时已经成为电子乐迷的他开始频繁出入Babylon 和Rojam这样对音乐有着独特选择的俱乐部， 银河酒店Galaxy Disco 俱乐部也仍然还在运作。此时的俱乐部文化在上海已经初具雏形， 以Calvin Z 为首的一批当地DJ开始组成固定的演出班底， 偶尔也会有Sister Bliss of Faithless 这样的国外音乐人前来演出。1999年底，Tzusing 甚至在Rojam看到了Danny Howells的现场。

这一时期， 上海的各个俱乐部开始邀请一些在国外已经颇受欢迎， 但在国内仍然不甚有人关注的「Underground」DJ前来； 而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仍未明了，人们的平均工资与生活水平很低，因此电子乐在一开始就被打上了「阶级属性」的标签—俱乐部迎合的往往都是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生活方式的客人。

当然，彼时的Tzusing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也许是无暇思考此类问题，他仍然会时常去这些俱乐部跳舞，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但在多年后回忆起来，他却说：「这种只服务于特定阶级的俱乐部、这种排外的地方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当Shelter 在十年后开业的时候，就觉得它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一个没有当时的俱乐经历电子乐萌芽扎根至蓬勃发展时期的音乐人Tzusing，亲述了一部上海地下电子俱乐部里的荡寇志。部文化中陈腐排他性的纯粹的跳舞俱乐部。」

短暂地回到美国后，Tzusing 开启了他的音乐人生涯： 购买了自己的唱机与唱片， 开始学着当一名DJ。在再度搬回上海的前一年，Tzusing 试图通过网络了解上海电子乐的情况， 也因此认识了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电子乐制作人B6， 后来双方在「Antidote Shanghai」的派对现场首次见面。

「一个周四的晚上， 我去了Michael Ohlsson （也是后来DADA的老板） 在C'S 主持的一场Antidote Shanghai 的活动，」回忆起那场派对，Tzusing 的印象很是深刻， 「我走进一个拥挤的朋克风格酒吧，看到一个英国人在一个非常小的DJ 台上对着挤满了人的房间播放Steppers Dub。」也正是在这场派对后，Tzusing 认识了Gaz， 后者说， 他想开一家名叫Shelter 的俱乐部。

在Trance音乐统治上海的2005年前后，DKD、C'S和Ying Yang 的存在为捍卫Techno等后来占据主流的电子乐风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 电子乐爱好者还未把音乐风格看作重要的活动主题，所以造访这些俱乐部的，除了有喜欢跳舞的年轻人，还有不少其他音乐风格的爱好者，Logo甚至成为不少在育音堂等Livehouse看朋克乐队演出的摇滚乐迷们的固定「转场」去处。

「当Shelter开启后，一切都变了。」Tzusing说，「Shelter为许多晚上在酒吧以及更商业化俱乐部的Promoter提供了一个正式的家，这也是我所能感受到的联系，是我的社群。」

2007年，位于永福路5号的Shelter开业，上海正式迎来了电子乐的腾飞期。

开在一个位于地下的防空洞里，Shelter前身是蓝冰酒吧，在Gaz和Gary接手后，将室内所有看不惯的装饰一律拆除、涂成黑色，设置了舞台、音响系统，Shelter就这样摇摇晃晃地走起来。

「上海的电子乐风潮是如此迷你，以至于无法发展成一个成熟的场景，」 Tzusing说，「这个社群内的人们总是互相支持，大家会到各自朋友们的派对和俱乐部里玩，尽管这些派对并不是他们所喜欢的类型，但在Shelter，他们总是愿意举办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活动。」

2011年，Tzusing开始常驻上海，追求一些「更严肃」的音乐。他开启了一个名为「斯德哥尔摩」的厂牌（Stockholm Syndrome），并将其视为一种工具，用来表演一些更为激进的工业Techno、New Beat以及挖掘来自1980年代的New Wave。这在当时并不流行，厂牌的固定活动一开始在DADA举行，后来受邀迁移到了Shelter。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派对厂牌将Shelter视为「家」：V/O/I/D、Pause Party以及Sub-Culture等早期「居无定所」的派对在此常驻，将一大批活跃的创意人士吸引来此，也进一步奠定了Shelter在上海电子乐俱乐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在Shelter，除了可以享受到最新、最全以及最怪的音乐和派对，由艺术家们打造的先锋视觉装置及海报也成为特色之一，这也进一步扩大了Shelter的影响力：除了音乐，它也将触手延伸进视觉艺术、服饰设计以及更多领域。

2016年，Shelter关门歇业，与这扇通往地下室的窄门一同关上的，还有围绕Shelter流传着的无数传说：被拒之门外的Backstreet Boys以及Linkin Park，在这里举办过派对的艺术家陈天灼和张鼎，Boiler Room在国内的首演，甚至就在关门前，Shelter还请到了Shackleton、Lotic以及Daniel Miller等音乐人来访……这样的辉煌岁月已成为过去式，而Shelter的精神则长存于上海电子乐年轻的身体中。Shelter创始人之一Gaz重新选址，在襄阳北路开了如今的ALL。

这一时期的上海的俱乐部文化与电子音乐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是大胆转向市场拥抱更多受众？还是继续维持孤傲的姿态，在主流的边缘徘徊？

就在Shelter离开的同一年，DJ Mau Mau在上海开了Elevator，除了沿袭了从C'S到Shelter的「低调」—都藏身于居民楼的地下，比起一贯行走在电子乐最实验、最偏僻领域的ALL，Elevator则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电子乐的多样性，店内举办的活动也大都充满了艺术家式的异想天开，比如以Ambient Music和冥想为主题的「Space Out」、以变装和Queer为主题的派对「Medusa」等等，成为不少口味独特派对动物的选择。

2017年，另一家颇具传奇色彩的俱乐部也同样停业，上海的俱乐部场景进一步遭受打击。提及乌鲁木齐路的Arkham，同样能引起大量电子乐迷们的感慨：在上海夜生活中心转移到158和襄阳北路之前，乌鲁木齐路也一度是年轻人在夜晚的第一选择，以至于乌鲁木齐中路和五原路路口的全家便利店，都成为青年们的固定据点。

人们绝对无法忘记电子乐时代曾经到访这里的Venus X、Tornado Wallace，也无法忘记在Hip-hop 占领上风时，Arkham奇迹般地邀请到了如日中天的A$AP Rocky、Jaden Smith等说唱歌手，直到 2020年，搬迁至巨鹿路的Arkham再次宣布关门。同年，由Michael Ohlsson主理的，伴随了上海电子乐迷超过10年的DADA也停止了营业，另一段伟大的航程就此结束。「2011年，我在那里举办了我的第一次活动，但它在去年关闭了，我想Michael会开一家新的？」Tzusing仍然对DADA的归来抱有信心。

要说进入千禧年后第三个十年的上海地下电子乐俱乐部场景一片颓唐，似乎也是不合适的。在告别了Shelter、Arkham以及DADA等诸多元老之后，电子乐迷们也欣喜地迎来了一系列年轻俱乐部的到来。

一批有着全新面貌的俱乐部开始活跃于上海的电子乐场景中：除了上文提及的Elevator和由Shelter 前经营者Gaz开启的ALL —「我经常去ALL俱乐部，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那里，我觉得我自己也已经是俱乐部的一部分了」— 44KW以及Potent等场所的到来，如同一针强心剂，在留住了资深电子乐爱好者的同时，也友好地接纳了更多年轻的受众，「舞池中的他们有着更短的注意力，也有着手机，当然，各有利弊。」

在这批新晋的俱乐部中，44KW以绝佳的位置、精致的包装以及无可匹敌的演出阵容独占鳌头，成为这一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俱乐部。ALL则在其他领域有所建树：除了定期举办电子乐派对，主理人Gaz还会为来自上海本地的独立导演、艺术家们提供展示作品的机会，进而团结了电子乐爱好者和临近的边缘、先锋文化群体。

当然，就算是站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年轻俱乐部们的发展也非一帆风顺：2020年，被视为上海电子乐俱乐部两驾马车的ALL和44KW则分别遭遇了开店以来最大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并非来自外界，周遭居民的抵制和来自执法单位的压力始终都是抑制上海派对文化的大敌，然而这次，「是内部出现了问题」。

5月6日，44KW在自己的公众账号下发布了一篇名为《44 POLICY》的公告，基于舞曲俱乐部的定位，对舞池内的一些现象进行了规范和警诫，很快，44KW在不少APP的评价系统中遭到了大量差评攻击，以至于被下线；而另一边的ALL也遭遇了「信任危机」，被抨击为「过于执拗，对外来者并不友好」。

但在Tzusing看来，地下电子乐俱乐部对新晋乐迷们是否友好则是一个伪命题：「定位为『地下俱乐部』，那么它就应该针对特定的人群，而非所有人。我不认为在这个文化中广泛存在着性别或种族方面的歧视。我们很高兴认识对我们文化感兴趣的新朋友，因此氛围大都是友好的。」

在从地下走上台前的过程中，所引起的排异反应开始作用于上海的地下电子乐俱乐部身上，「如果你认为自己拥有某样东西，而别人却无法接受，那就太愚蠢了。看到爱好的东西被稀释当然会有点难过，但同时，也许是时候向前看了。为什么要反抗你停不下来的东西？如果某种美学被复制到极致，也许是时候继续前进，并投入精力去创造一些新内容了。这就是文化的运作方式，开创它的人往往都没有真正收获经济利益，而推动它发展的人大多不是最优秀的商业人士。在一些记录性的内容中被提及，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嘉奖。」

「于我这种类型的音乐人来说，俱乐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的音乐是为俱乐部而设计的。俱乐部是音乐的自然栖息地，你的家用扬声器不能奏响这样的频段，它只能发生在俱乐部里。俱乐部是一个社群，一个可以理解你的价值观和美学的社群。当主流文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会用低廉的薪水和无法吸引社会上大部分人的音乐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时，有这种类型的支持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环境，可以让你的音乐才华得以施展，而没有生存上的后顾之忧。」Tzusing说。

采访、撰文 曾海川Freddie 编辑 马晓晗Lesley 摄影 Angelina Nikolay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