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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圆圆 用故事打破藩篱

摘要: 艺术家、导演杨圆圆将自己视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近日,她的最新个展“上海楼”正在OCAT上海馆C空间内展出。展览主要呈现了杨圆圆在近两年中所完成的四部短片影像作品。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这四部作品的最终篇章—纪录长片《女人世界》也将与人们见面。

艺术家、导演杨圆圆将自己视为“一个讲故事的人”。近日,她的最新个展“上海楼”正在OCAT上海馆C空间内展出。展览主要呈现了杨圆圆在近两年中所完成的四部短片影像作品。在未来一到两年内,这四部作品的最终篇章—纪录长片《女人世界》也将与人们见面。在创作《女人世界》的过程中诞生出的四部短片,聚焦于曾经活跃在20世纪中叶前后美国旧金山华埠夜总会舞台上的人们,也包括同年代里那些有故事的人。无论是传奇舞者Coby Yee,平面模特“上海来的女士” Ceecee Wu,还是“都板街舞团”的夕阳舞蹈爱好者们,艺术家都在用她忠诚的镜头,向我们展现一个真实、动人,但却又鲜为人知的海外华人女性世界。从上一场个展“大连幻景”,到当下的“上海楼”,杨圆圆一直在尝试拨开现实的迷雾,重新连接过去与当下,用故事的力量不断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藩篱。


杨圆圆 用故事打破藩篱

《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剧照


在OCAT“上海楼”展览中的四件影像作品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杨圆圆:其实整个故事是这样的,我在2018年4月被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邀请去美国做一个半年的文化交流和驻地项目。其实最开始,我是作为一个更偏“研究者”的出发点而开始的。我想了解在20世纪跟视听文化有关的历史脉络,我想去了解活跃在其中的女性。我当时在广泛地搜集一些人,但其实,我主要是被一个生于1914年名叫伍锦霞的华裔女导演吸引了。而后来,伍锦霞有点变成了我这个研究的一个引子,或者说一个“引路人”。我有点像是跟随着她的脚步,走进了从粤剧戏台过渡到电影片场,又过渡到后来的夜总会,或者说是更宽广的海外华人娱乐业这样的一个三段时空。其实是以伍锦霞为索引,我想寻找与她生活、活跃在相同年代,或是她后面的在这三个时期中的女性,其中那些依然在世的人。后来我遇到了长片《女人世界》(Women’s World)的这群主角—92岁的退役夜总会舞者Coby Yee(余金巧)、74岁的Cynthia Yee(方美仙)还有她成立的老年女舞者团体“都板街舞团”(Grant Avenue Follies)。和她们相遇后,我萌生了拍摄一部纪录长片的想法,在此过程中,先衍生出了这次展览的四个短影像作品。


在拍长片的过程中,我的research就有非常多。包括从早期粤剧戏台过渡到早期电影,再过渡到夜总会,这样的一条历史线涉及许多历史材料,很多东西是不能被放在最终的纪录长片里的。电影它更多的还是比较immersive的一种叙事,这个研究的线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单独的展览或者作品式的呈现。另一方面,比如说,在拍长片的过程中,我意识到 Coby 的感情线应该有一个单独的短片。所以后来,我和摄像搭档Carlo Nasisse两人决定合导这样一部叫《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的短片。因为在长片中,Coby会作为女主角,我们将了解到她更多,但她的爱

采访 INTERVIEW人Stephen在我的长片中其实只是作为一个 supporting role。再比如,像《上海来的女士》(The Lady from Shanghai)的主角Ceecee(吴锡锡),其实是我在旧金山拍长片的过程中偶然遇到的,我当时觉得她的故事也应该单独拍个片子,于是就有了她这部短片。2019年9月,我带着长片的主角们来中国演出,在外滩美术馆。我当时要做一个表演装置,但我觉得它前面应该有一个短的影像,所以这次展览中《交错剧场:紫禁城夜总会的一夜》(Theater of Crossed Roads: A Night at Forbidden City Nightclub)的那一件,就是当时为表演而做的一个影像。这些影像中部分场景和长片是套拍的。但是长片讲的是另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两年里拍摄的大部分素材只会在最终的影片中看到。大概是这样的创作背景和关系。 


听起来很复杂。


杨圆圆:其实是比较复杂。每次别人问,如何开始拍这四部和华裔有关的影像……其实一切都有点像是一个“绿野仙踪”的故事—我一个人上路,到后来,整个旅途中多了一大群旅伴在一起。这其实也是最终长片《女人世界》的故事梗概—一部歌舞公路片。电影已在2018~2019年拍摄完毕,现在正在后期阶段,也仍然在寻找后期的合作方与后期资金。


杨圆圆 用故事打破藩篱

长片 《女人世界》花絮


 作为一名艺术家,你为什么会选择用“拍电影”的方式来呈现这件作品呢?


杨圆圆:在2018年6月遇到主角们以后,我便意识到这个故事必须是一个电影。开始拍电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就觉得 “I have to do this”。当时是拿着基金会本来给我个人驻地支持的钱,全部投入到了电影的前期制作。但其实真正电影开拍,是在2018年9月份左右,10月底我回国。再到2019年再回美国继续拍的时候,我是完全拿了自己的经费,拆东墙补西墙的钱,基本2018~2019年里我所有的收入,我都用在这个电影里了。当时,我心里只有尽快拍摄这样一个念头,因为我片中的主角们年龄也都大了,我不想留下任何遗憾……我现在就特别庆幸,还好我没有等,还好我任性地做了这一切。要不然到今年,2020年这样,这片子还怎么拍啊?而且都有太多错过了,生命太多无常,Coby去世了,她在今年8月去世了。如今看所有素材,我觉得特别珍贵,在她生命的最后两年,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东西。我觉得不管对她来说,还是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体验。在美国相遇,一起去到古巴,再一起来到中国…… 


《女人世界》中的老人们来中国是因为什么?


杨圆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2019年6月的时候,外滩美术馆那边有一个展览叫《百舞曲》。以Coby和Stephen为主角的那部短片当时还没有完成剪辑,就先在他们那里做了一个未完成版的展示,反馈特别好,美术馆就邀请我参与下一个阶段的表演项目“RAM Highlight”,想邀请我带着我的主角们来合作一场表演。后来美术馆cover了表演者在上海的住宿,还提供了小笔的表演经费,大家本身也很乐意来中国旅行,一切就这么水到渠成了。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的意图本来也是说,如果能来演出,那大家一起来玩儿。如果说我在这边,大家就觉得这一切都很好。所以就有点像我既是舞台演出的演出指导,也是纪录片的导演,同时我还是整个团的“导游”,其实是很辛苦但也很难忘的一段经历。但其实你知道,表演之外,更有意义的事情是她们“来到中国”这件事本身。


杨圆圆 用故事打破藩篱

活跃在上世纪中叶时的旧金山华埠夜总会的舞者们


 他们很多人都没来过中国?


杨圆圆:对,有的人没来过。有的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来过,当时中国还是满街骑自行车的,所以是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去了上海相对你能想象到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去了百乐门舞厅,我觉得这对于电影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我们还去了布料市场,因为他们想买布料。还去了有游客比较多的,像城隍庙什么的。除了上海,我们也去了北京。其中很难忘的一段场景,是旧金山“Forbidden City”(紫禁城夜总会)的舞者们来到(真正的)北京紫禁城,真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对关于旅途的故事部分,最终观众们可以在电影长片里看到更多。 


那他们来中国后有什么感觉吗?


杨圆圆:有的人挺感慨的,就是曾经来过的人,感慨中国变化很大。像我觉得,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些人中有的人是第一代华人,有的人是第五代,就是当年去美国淘金的第一批人的后代。所以你知道“being Chinese”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每个人来说意义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像Coby,她自己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所以其实对她来说,这个体验很复杂,因为她父亲其实后来是在中国去世的。其实这是很多那一代海外华人的心愿,就是第一代移民出去的人。其实包括到现在,就像那些从广东出去的移民其实也是一样的,大家的心愿是说我来海外淘金赚钱,但最终还是希望拿着钱衣锦还乡,大部分第一代移民也没想到美国就变成了一个延续到世世代代之后的家。所以才叫“华侨”。你看第一代华人和第二代“华裔”之间,他们有很多文化断裂的东西,不论是语言,还是这种个人身份的归属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在美国,她(Coby)觉得我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她爸爸当时要回来,Coby不回来。那是1940年代的事,Coby说我已经在这边有职业了,我也就是在赚钱,我都不懂中文,我不回来。结果他爸爸回来了,最终却在动荡中去世,这件事情对Coby来说是一个一生的心结。 


你认为在今天我们是否有必要了解这段海外华人移民史?


杨圆圆:在当下当然有必要。首先,我觉得我拍摄的所有这一切,你说短片也好,长片也好,其实背后根本的一个问题是,我认为“我们”(中国内地人和美国华裔)之间有很多的误读,对彼此的误读与不了解,我觉得这非常不应该。因为其实我们的文化历史与在美国的华裔之间,曾经是有非常多的关联的,尤其是从文化层面上来说。电影和音乐曾经是作为最容易能够跨越五湖四海,去把天下华人关联起来的一条线索,其实它非常powerful。我片子里面的这一群人也是与此相关的。但话说回来,不仅是在我们彼此之间,因为历史原因,以及当下世界越来越割裂的局势,我们更容易去关注那些“不同”,但其实我们应该去寻找我们之间更“相同”的部分。


另一方面,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指向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即我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我是说,作为“人”这个共同体。我觉得如果去找,当然要从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中去寻找。比如说我之前的作品《大连幻景》,其实也是梳理了20世纪中的一段历史,再过渡到当下。因为我觉得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是脱不开的,都是一件事,影响另一件事,再影响另一件事。我希望去figure out的话,就必须要拨开,重新追根溯源。刚才说到海外华人和中国之间的这种不了解,我也很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作品,尤其是我最终的电影长片,能再搭一座桥。我希望的一个好的作品,应该是在搭建不同程度的桥梁,这个桥是能够跨越一些边界的,以及由这些边界产生的其他各种藩篱。我希望能去消融这个东西,让人和人再重新产生一种连接。


撰文—Sophie Shaw 供图—艺术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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