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非一场关于技术与资本的冲刺竞赛，而是由制度支撑、共识推动、社会协同共同构成的系统工程。
盛夏的哥德堡，白昼漫长。一艘缓缓驶离港口的电动货轮无声启动，既没有滚滚黑烟，也没有轰鸣的柴油引擎声。不远处，另一艘从哥本哈根驶来的集装箱船正在靠岸，船一停泊，柴油发电机即刻停止，取而代之的是码头接入的清洁岸电系统。而在港区内，一排排沃尔沃电动卡车静静穿梭，高效运送着一批批货物。
这不是未来城市的模拟，而是现实之中的日常。有“北欧绿色门户”之称的哥德堡港，近年来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最近，一项由氢能主导的岸电试点项目正步入尾声——不再依赖柴油机发电，而是通过地下电缆，为靠港船舶输送由绿氢燃料电池转化的电力。
相比传统岸电方案，这种模块化解决方案无需大规模电网改造，仅通过模块化氢燃料电池部署即可实现供电，为全球中小港口低碳转型开辟了新路径。船舶在停靠港口期间，使用岸电替代传统柴油发动机发电，还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与此同时，哥德堡港还正与奥胡斯港、不来梅港及斯德哥尔摩港共同推进一项名为EU.OPS.Network的项目，通过岸上供电系统大幅削减集装箱船的停泊排放。目前港口已在滚装码头、油轮码头等区域部署OPS系统，并计划新建高压变电站以完善基础设施。
哥德堡港经理Julia Christensson表示，该项目总投资约2000万欧元，其中近一半来自CEF（连接欧洲基金，ConnectingEurope Facility）的资金支持。通过OPS系统的应用，哥德堡港预计每年可减少至少5600吨二氧化碳排放，这对于推动港口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森林之国’，我们看到的不是绿色理想主义，而是绿色现实主义。”瑞典副首相兼能源与工商部长Ebba Busch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在增强工业竞争力的同时，显著减少排放。绿色技术不是额外成本，而是通往未来市场必须具备的通行证。”
能源重塑
在哥德堡港的岸电设施背后，一张更宏大的能源转型图景正由此处铺展至瑞典全境。绿色交通、电动物流、清洁电力等低碳系统，虽各自运行，却共同依托一个不断演进的新能源底座：一个更清洁、更智能、更具弹性的能源体系。
能源电气化是这场转型的核心起点。过去十年间，水电与风电持续夯实瑞典的可再生能源基础，化石能源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电动化不再局限于交通工具，而是深入工业系统和供应链中枢。瑞典国家能源署预测，到2030年国内绿氢产量将达22至42太瓦时，主要驱动力来自工业的脱碳升级。
这股新能源转型浪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瑞典北部博登（Boden）的绿氢炼钢厂Stegra，其核心技术为使用风电、太阳能和水电制氢，从而取代传统焦煤高炉炼钢, 减少约95％的排碳量，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为2025年10大突破性科技之一。该项目目前已吸引逾70亿美元投资，包括宝马、奔驰、沃尔沃在内的制造巨头纷纷加入，显示出欧洲制造业对绿色钢铁的强烈需求。
绿氢炼钢的成功，不仅是技术路径的突破，更成为瑞典能源结构重组的现实驱动器。该厂每年耗电约10 太瓦时，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年用电量。为支撑如此庞大的用电需求，瑞典正加速清洁发电设施建设，并同步推进北部至南部的输电网络升级。国家电网运营商Svenska kraftnät 宣布，到2035年前投资1000亿瑞典克朗（约747.83亿元人民币），用于扩容高压电网和升级智能调度系统。
与此同时，核能也重新进入能源政策核心。2023年底，瑞典议会通过法案，取消对新建核电站数量的限制，允许在现有厂址扩建多个反应堆，并支持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项目的技术预研与选址准备。尽管存在融资困难、公众接受度不高等问题，但政府已将其视为保障电力稳定的重要补充。
在中央系统持续升级的同时，分布式能源也在悄然崛起。瑞典多个中小城市居民参与“能源自治”，通过屋顶光伏、家庭储能、智能电表构成“家庭能源节点”，不仅可自给自足，部分还能将电力反哺入网，提升整体电网弹性和冗余能力。
瑞典多个中小城市居民参与“能源自治试点”
瑞典国有能源巨头Vattenfall也在行动，宣布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建设一座集成风能、储能与废热回收的城市级能源管理系统，计划于2026年前实现用电高峰期负荷降低20%、冬季供热效率提升15%目标。该系统将服务于城市供暖、电动公交充电站、数据中心冷却等多元场景，探索面向未来的城市能源模型。
当然，瑞典的能源重构之路也面临不小挑战：近海风电部分项目在环境审批阶段受阻，北部电网建设落后于产业布局，核电重启则需要跨越长期的资金……但有一点已成共识，电力正从传统公共服务转变为瑞典的国家战略资源。
“零废”提速
在斯德哥尔摩近郊的哈姆碧生态城（Hammarby Sjöstad），每一户居民每天倒进水池的洗菜水、冲厕后的污水，最终都汇入一套地下生物循环系统 —经沉淀、分解、厌氧发酵后，不仅转化为城市供暖用的沼气，还以处理后的清水形式回流至附近人工湖。而居民丢弃的食物残渣、饮料瓶、旧衣服，都会被分别投放至地下真空回收系统中的不同投口，在无接触状态下被管道送往中央分拣中心进行处理或回收。这套运行超过10年的社区级闭环治理系统，如今被称为“零废弃社区”的雏形，也成为多个国家城市更新项目的参考模板。
一直以来，瑞典并不回避城市与工业系统中难以避免的废弃物，而是用系统工程的方式试图将其重新定义为资源。自2017年起，瑞典就将循环经济作为绿色转型的核心政策支柱，并设立专门协调机制，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牵头，工贸、财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在政策、标准、财政、数据等层面进行集成管理。
在马尔默市以北约20公里的小城隆德（Lund），有一个名为RE:Source的资源再设计实验室，它是由政府与研究机构联合资助，专门探索材料再生与再制造的创新设计模式。在这里，一家公司正在开发可高温拆解的混凝土模块，用于未来建筑循环解构；另一家初创企业则尝试从废弃太阳能板中回收银和硅，用于芯片制造。
“我们不仅是防止旧物进入垃圾桶，更是让它们成为新一轮产业的原料。”RE:Source负责人、工程师Sofia Englen表示：“这远比简单修补复杂得多，但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
瑞典“零废”工厂
在延雪平市（Jönköping），一家木材加工厂则与邻近的塑料制造厂、家具工厂组成一个产业闭环集群：锯屑和碎木用于制板，木板边角料进入热解装置转化为能源，塑料边角废料送至合作企业生产再生包装材料，而家具厂下脚料甚至被再加工为宠物用品。整个园区每年减少超400吨废弃物进入填埋场，运营成本也因此下降约18%。这种工业共生式的互供结构，已被瑞典国家创新署列为未来十年资源治理的优先模式。
更深层的是对生活方式的积极引导。在瑞典南部的韦纳斯堡（Vänersborg），一项覆盖全镇的“家庭资源日记”计划正在展开。参与家庭每日记录食物浪费、包装使用、修旧物品次数等，系统会根据数据生成资源行为图谱，用于反馈和公共展示。该项目初期约有200户家庭参与，如今已扩大至上千户。该计划由市政府和地方大学合作推进，试图将抽象的资源足迹变成居民可理解、可选择的日常决策标准。
当然，这一体系的运行背后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长期积累。目前，瑞典全境约有96%的城市居民能在步行10分钟内找到可回收分类设施；有超过70%的市政社区设有再资源化中心，可现场进行旧物修复、材料分类与转化。国家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地方的循环设施建设和社会企业支持机制，这些投入看似分散，却是整个闭环社会运行的支点。
但这场转型也面临不少问题。首先是进口产品的不可控性，大量非本地制造品缺乏设计标准，很难进入本国回收体系。其次是高价值资源的再利用技术瓶颈，如风电叶片、混合材料电池等的终极回收路径尚不成熟。此外，资源减量目标在面对电动化、氢能等新技术所需原材料快速扩张时，也成为政策制定者反复权衡的现实难题。
即便如此，瑞典的“零废弃”战略已展现出不错的成果。根据2024年底的官方数据，瑞典生活垃圾回收率已超过99%，其中超过75%被有效转化为材料或能源，工业副产物资源化率达到65%，是欧盟水平的两倍以上。
动态平衡
瑞典的绿色转型虽走在全球前列，但围绕转型速度、公平性与制度适应性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歇。其中一个不小的争议来自资源与能源转型对地方经济结构的冲击。
瑞典北部是全球绿色产业的重要中心，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如铁矿、铜、镍、稀土金属等）以及廉价的无碳电力吸引了大量投资。绿氢炼钢厂、电池材料厂、风电场与储能系统在过去三年内迅速集聚，仅博登市和吕勒奥市便吸引了超过1亿瑞典克朗的投资。然而这类重资产、长周期项目虽带来短期就业，但也迅速推高了当地生活成本，房租上涨、基础设施紧张、劳动力结构不匹配等问题开始浮现。一些居民在地方议会听证会上指出：“绿色工厂的工人还没来，老居民已经住不起了。”
而且这些项目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Northvolt的破产事件对当地产业造成冲击，而其他项目如LKAB的无碳海绵铁计划也因基础设施问题而推迟。
吕勒奥市议会甚至发出报告警告，若中央政府不加快基础设施补贴与人力培训的投入，当前这种“大项目推动式”的绿色产业布局“将制造新的不平衡区域”，尤其在医疗、教育与交通资源稀缺的地区，绿色投资反而成了城市承载能力的负担。
与此同时，电力调度压力正成为能源转型的结构性瓶颈。尽管全国超过60%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但在2024年冬季，南部多个地区仍一度出现电价飙升现象。主要原因并非缺电，而是电网输送能力受限，北部清洁电力无法快速南送，造成局部地区短期供需紧张。
能源大企业纷纷向国家能源市场监管机构施压，要求“优先推进输电主干线建设”，而环保组织则反驳称大规模电网工程将破坏森林和湿地生态。这类矛盾折射出转型进程中，不同绿色目标之间的牵扯，而清洁生产与生态保护并非总能协调统一。
更深层的挑战在于社会共识。一项由乌普萨拉大学主导的调查显示，瑞典民众对绿色政策的总体支持率虽高达79%，但对“个人成本”的容忍度在下降。特别是在汽油税、电费附加税、飞行税等政策上，低收入与非城市群体的支持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气候税正变成生活税，”一位居住在斯莫兰地区的货车司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是反对绿色，只是希望不要让它变成阶层分界线。”
政策制定者也意识到，这一趋势带来的风险。瑞典政府财政预算中特别设立“转型适应基金”，用于缓解绿色政策对特定群体的负面影响，包括对偏远地区家庭电费支出给予补贴、为中小运输企业提供车辆电动化转型贷款支持等。这一基金虽总额不大，但被认为是政府对“绿色不等于牺牲公平”逻辑的首次正式回应。
在外部观察者看来，瑞典绿色转型持续推动的关键，在于制度本身具备纠错能力。无论是融资监管、公共支出分配还是社会反馈机制，一旦矛盾显现，都具备相应调整通道。这使得转型虽不完美，但具备韧性。
瑞典的经验表明，真正的绿色跃迁，不只是一场关乎新技术与新投资的竞赛，更是一个以制度、共识与结构性耐心支撑起来的国家级系统工程。
撰文——NiuNiu
编辑——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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