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荣靖：让技术自由

近期，科技业有两则新闻发人深省。

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PatGelsinger)被迫离职，原因是董事会对他扭转这家标志性芯片制造商局面的计划失去信心，从而加剧了这家科技行业先驱的动荡。

英特尔在声明中表示，在董事会寻找基辛格的继任者期间，首席财务官戴维·津斯纳(DavidZinsner)和执行副总裁米歇尔·约翰斯顿·霍尔特豪斯(MichelleJohnstonHolthaus)将担任临时联席首席执行官。英特尔董事会独立主席弗兰克·耶里(FrankYeary)将担任临时执行主席。

基辛格则在声明中说：“当然，今天是五味杂陈的一天，因为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家公司占据了我的生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决定，使英特尔能够适应当前的市场动态。”

首先，继没赶上手机芯片这波浪潮之后，英特尔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人工智能计算引发的行业洗牌。英伟达将其图形芯片变成了数据中心的关键组件，占据了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夺走了曾经属于英特尔的数百亿美元市场份额。英特尔试图通过新产品进入人工智能这一市场的努力仍未见成效。

其次，英特尔坚守垂直整合制造商路线（IDM），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全都一手包办，更是很大的挑战。2009年，英特尔的竞争对手超威（AMD）剥离了制造部门，另外成立了格罗方德（GlobalFoundries）公司，表明这个产业已经大大不同，但英特尔按兵不动。

再次，2021年，基辛格重回英特尔后，提出了与产业趋势背离的替代道路。他认为，英特尔不应该通过更大的外包来适应外面的世界，而是应该建立更多晶圆制造工厂，直面台积电、三星电子两大竞争对手。

问题是晶圆制造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每座晶圆厂的建置成本高达200亿美元。但英特尔却无法抓住大客户，因为客户更信任台积电和三星成熟的制造能力。

英特尔还面临文化障碍。台积电等代工厂很习惯“以客为尊”，但英特尔没有那么灵活。伯恩斯坦半导体分析师罗斯根（StacyRasgon）指出，“英特尔并非为服务外部客户而设计，需要思维模式的巨大转变。”

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就曾点出，产业典范转移、走向垂直分工是大势所趋，即使是世界最强的半导体公司也挡不住产业典范转移。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也曾表示，英特尔本应将重心放在人工智能领域，而非试图转型为芯片代工厂。

将镜头转到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

在亚洲主导的电动车电池市场上，作为欧洲本土唯一一家主流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瑞典电池巨头Northvolt曾是欧洲自主生产电动车电池的希望。由于出现巨额亏损且争取救助资金失败，成立于2016年的Northvolt近日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以期进行重组。

Northvolt提交的法庭文件显示，截至提交破产申请时，该公司仅剩下3000万美元现金，只能维持一周的运营，此外还背负着58.4亿美元的债务。换句话说，公司已经破产，需要新的投资者。欧洲电动车电池自主化梦碎。

Northvolt的联合创始人之一、特斯拉前高管PeterCarlsson宣布辞职。他承认公司因扩张过快以及由内部沟通不畅等因素导致交付严重延误。此外，一些内部员工向媒体表示，公司还存在管理不善、支出过度和安全标准差等其他问题。

其实Northvolt在欧洲并不愁销路，但遗憾的是没有形成产成品交付能力。截至2024年初，该公司已从主要的汽车客户那里获得了价值550亿美元的订单。遗憾的是，今年6月一家汽车公司因为Northvolt的交货时间一再推迟，以及提供的电池质量“尚未达到预期”，最终选择取消了与后者价值20亿美元的电芯采购合同，转而“牵手”韩国电池生产商三星SDI，此事成为Northvolt破产危机的导火索。

“欧洲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支持这个新兴行业，这需要明智的规划。”专注于电池和能源存储技术的VoltaEnergyTechnologies欧洲区负责人JamesFrith说。已从Northvolt辞职的PeterCarlsson也表示，希望欧洲不要只关注当前电动汽车销售疲软的形势，不要放弃打造电池冠军企业以对抗占主导地位的亚洲竞争对手的梦想。他说：“汽车制造商、政策制定者和投资界对转型速度的犹豫和质疑越来越多。如果不继续向前迈进并敢于推动绿色转型，我们将在20年后追悔莫及。”

这两个新闻事件都揭露了“技不如人”的窘况，更揭示出战略转型对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性。正如硅谷经典刊物《全球概览》的口号为“获得工具”（accesstotools），创办人布兰德始终相信技术和工具必定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他首次使用“个人电脑”一词，认为计算机是一种新的“药物”，是一种全新的、能扩展意识和开放社会的微型技术。自然界的发展不是一个向目标进化的过程，而是不断挣脱束缚的过程。

布兰德本期封面人物，普利策奖获得者、《谁是斯图尔特·布兰德》作者约翰·马尔科夫就表示，“写斯图尔特的传记确实改变了我的视角。布兰德并不是真正的技术人员，没有真正创造任何技术，但人们基本上都认为他是创造所谓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关键人物。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将会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硅谷的代码中包含着一种思想，即技术自由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布兰德创办的《全球概览》开创了以工具为核心的世界观，在很多方面都像是硅谷向世界展示的名片。从某种意义上说，布兰德是这些新兴技术的使者，这些技术对人类产生了巨大影响。”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那句“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hungry,stayfoolish)的名言正源于《全球概览》在停刊前的封底标语，而这本刊物正是被称为“硅谷精神导师”的斯图尔特·布兰德在1968年一手创办的。而乔布斯也表示，他深受《全球概览》的影响，此期刊被他们那一代人奉为“圣经”，“它就像纸质版的谷歌，却又比谷歌早问世了35年，充满了理想主义，介绍了大量实用的工具和非凡的构想……”

“多年来，硅谷一直是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人才的磁石。随着特斯拉和马斯克等人的出现，出现了一种名为‘技术自由主义’的观念，它已经成为价值体系中的因素之一。”约翰·马尔科夫告诉《周末画报》，“我认为这是一种转变。如果你要说典型的硅谷文化是什么，我会说它创造了苹果电脑，这让它与其他类型的创业活动区分开来。正是这种开源文化与盈利文化的融合才创造了苹果，这是硅谷独有的特点。我不知道硅谷是否能永远存在下去，但每次我认为硅谷已经死了的时候，总会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让它重新开始。”

范荣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