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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学生防疫指南

摘要: 为什么这么多父母都愿意听从一位痴迷于数据的超理性经济学家的建议。

今年5月中旬的那几天,埃米莉·奥斯特(Emily Oster)待在普罗维登斯的家中,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辅导5岁和9岁的孩子学习,给本科生的研究论文评分,烤烤面包,修订她的第一本书,通过Zoom与他人共同主持布朗大学2020年健康秋季工作小组的工作。在处理这些事务的间歇,她会准备充足的咖啡,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撰写一份名叫《父母数据》(Parent Data)的时事通讯。她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旨在追踪她多年来积累的研究对象——孕妇和新手父母的情况。刚开始,这本通讯起到的是指南作用,告诉读者如何根据数据做出决策,比如说婴儿侧睡和使用吸管杯。但是很快,所有事情都受制于这场疫情,这项工作也不例外。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看到收件箱里塞满了各种烦躁不安的问题:带孩子探望祖父母是否安全?是不是不能再和其他小朋友相约玩耍了?把孩子送回学校上学会有什么后果?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奥斯特通过将自己的学科工具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将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她在201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61个经济学家的怀孕指南》(Expecting Better:Why the Conventional Pregnancy Wisdom Is Wrong—and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Know),这让她从学术界的无名之辈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本书对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反驳了产科医生(包括她在孕期看的产科医生)发布的孕妇不能吃肉类熟食、不能吃寿司以及不能饮酒的一系列禁令。她写道:“经济学家的核心决策原则适用于任何地方,包括子宫。”


现在,奥斯特正在利用这些原则帮助人们思考新冠时代两个最棘手的问题:如何保持安全?采用何种方式以及在何时重新开放日托和学校,从而让美国的7400万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以及美国经济都可以在表面上恢复一定程度的常态和生产力?尽管她对重新开放校园的分析被批评过于武断(而且让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Trump)的阵营贴得更近了,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但在一片焦虑之中,她已经成为值得信赖的权威,《大西洋月刊》(Atlanti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和 《彭博视点》(Bloomberg Opinion)上都有她的署名文章,她还出现在一系列播客中。


奥斯特今年40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灿烂的笑容和棕褐色的头发。她多年来一直留着波波头,但后来在Zoom视频通话中整天看着这种造型觉得有些厌倦,于是全部向后梳拢,扎起了一个“新冠马尾”。除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怀孕指南》外,她还在2019年出版了另一本书:《一个经济学家的育儿指南》(Cribsheet:A Data Driven Guide to Better, More Relaxed Parenting, From Birth to Preschoo),很快就登上了 《纽约时报》 畅销书榜。这两本书使她成为影响一代女性和新手父母(像笔者这样)的名人,使我们有能力做出明智、自信的决定。她的作品通俗易懂、富有权威性和同情心,充满了自嘲的智慧。她在4月27日那期 《父母数据》 中写道:“从上周开始我陷入了挣扎。上周四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停车场哭泣的那个人是我吗?没错,没错,就是我。”


奥斯特基本上主张重新开放学校,恢复面对面教学

奥斯特基本上主张重新开放学校,恢复面对面教学。


“你是我唯一想听取意见的人”

奥斯特第一次进教室是在1980年。当时,她还是个婴儿,她的父亲雷·费尔(Ray Fair)托着她走进耶鲁大学的演讲厅,就像狮子王高举自己的幼子一样。他告诉自己的学生:“考虑到我们整个学期都在讨论生产函数,我觉得你们应该想要看看我这个产出。”这是其中一位学生在校友杂志上回忆的场景。


从寄宿学校毕业后,奥斯特进入了哈佛大学。当奥斯特2004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的研究方向转到了经济和卫生的交叉学科。奥斯特写第一本书的想法萌生于3010年她怀上女儿佩妮洛普(Penelope)的时候,那是她第一次怀孕。她的产科医生规定她该吃些什么,该怎么睡觉。这些意见让人觉得居高临下,而且缺乏数据的支持。她进行了深入研究,权衡了各种做法对自身而言的风险和好处,并对这些内容进行提炼,写成了《一个经济学家的怀孕指南》,引发了所有医生的不满。这本书取得了巨大成功,每年的销量都超过上一年。


2019年,她出版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育儿指南》,探讨了有关睡眠训练、语言发展和疫苗接种的种种证据。这本书对母乳喂养的态度是:如果你能做到,那很好,如果不能,也不用感到难过,因为母乳喂养的好处被夸大了。


这引起了轩然大波。批评人士现在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讨伐她了。美国儿科学会母乳喂养部门(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 r ics Sect ion on Breast feeding)的主席落里·费尔德曼- 温特(Lori Feldman-Winter)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上指出奥斯特并非流行病学家,指责她错误地解释了研究结果,并把她和反疫苗人士相提并论。


在通过Zoom对奥斯特进行数小时的采访中,我明白了一点,尽管这些批评并没有动摇她的信心,但她未能发表大量原创性的研究结果让她很受挫,这是她所在的领域衡量成功的通用指标。但是,有一天,在她为孩子准备午餐的时候,我问她,各地的人们都向她寻求答案,这种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很酷,有点奇怪,有点惊恐。有人最近对我说,‘你是我唯一想听取意见的人。’我心想,‘哦,天呐。’”


美国2020年1—12月失业率


重新开放的试验

到4月初的时候,奥斯特的关注者们得知,这场疫情促使她更新了家庭应急食品包,加入了一罐5磅重的花生酱,在“对平凡的痴迷”和“存在的恐惧”之间来回摇摆,还开始给孩子们理发。(“这很糟糕。真的糟透了。”)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统计,在那个时候,全球各地无法上学的年轻人数量达到了最高点,大约有16亿,占全球学生总数的91%以上。此后约有一半人重返课堂。但是,在很多地方,人们依然对何时以及如何重开学校的问题感到困扰,而且态度两极分化,特别是在未能控制住病毒的美国。


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重新开放计划,各地的情况相去甚远。对冲基金Brevan Howard从8月份开始着手汇编美国100个最大学区的数据,发现其中75个选择了网上虚拟教学,16个选择面对面教学,9个选择混合教学。经济方面的影响非常惊人。该基金估计,有430万在职父母(大部分是女性)将被迫缩短工作时间或干脆辞去工作,这个结果“对劳动力市场的破坏可能相当于一场中小型衰退”。该基金称:“投资者需要在通常的经济指标可视化仪表盘中加入学校这个指标。”


奥斯特基本上主张重新开放学校,恢复面对面教学。她说,支持学校能够安全重新开放的具体条件比特朗普政府主张的要微妙得多,后者致力于推动“不管怎样都要开放”的做法。但是,对于渴望让孩子重返校园的父母来说,最重要的是她的肯定态度。奥斯特还利用她的平台强调了美国教育体系的不平等现状。奥斯特在布朗大学8月份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表示:“如果没有更多的资源,很多地方根本不能安全地开放。”


奥斯特的观点让她处在主流中间位置——更接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安东尼· 福西,而不是在病毒被有效清除之前对重新开放持强硬路线的人们。奥斯特认为有利于重新开放校园的一点是儿童的传播率较低。在疫情暴发早期收集的数据显示,儿童不是这种病毒的有效载体。但是,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高级研究员佐伊·海德(Zoë Hyde)称,最近的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情况正好相反。她呼吁要因此而采取更谨慎态度,她说,在某个地区的病例数量降低至可以快速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水平之前,不应该重新开放学校。她告诉我:“学校停课确实会带来损害。但我认为,这种损害远远比不上未缓解的疫情所带来的伤害。”奥斯特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奥斯特的计算让一些人大感惊讶。海德指出,无症状的孩子“有可能成为沉默的传播者”。正如一位教师在7月份写给奥斯特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得到认真对待而感到气愤,就好像我的命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孩子。”对此,奥斯特的看法是,“任何事情都有风险,都有人可能因此而死亡,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暗示着我们能够接受这种可能性。”


对于奥斯特或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由于缺乏来自托儿机构的全面感染数据,进行真正的成本效益分析的能力受到了制约。因此,奥斯特和她另一个项目Covid Explained网站的团队开始收集他们自己的数据。她说:“老实说,这么做的部分原因在于我想要让这个世界感到羞愧,让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各个州或者告诉我们不可能从这些数据中得出有用结果的任何人感到羞愧。我只是一位撰写时事通讯的女士。你们应该加强数据收集工作。”


最近的一个周一,和往常一样,奥斯特在凌晨点被脚踝上的振动环叫醒。她发送了一些电子邮件,给孩子们准备了一盘水果,然后出发去参加跑步俱乐部每周两次的田径训练。她在疫情期间重新捡起了这项运动——“这种感觉就像是中学时代的越野长跑,只是关节更加疼了”——现在她每天早上6点开始跑步,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


在这篇报道付印之时,罗得岛州的学校已经成功避免了疫情的大规模暴发并一直保持开放状态。其他很多地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就在同一天,奥斯特与一家软件公司和几个全国教育团体合作,扩大了她从夏季开始做的数据收集工作。奥斯特知道,如果这个重新开放的试验以灾难告终,她将受到责难。她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我做了自己认为有益和有帮助的事情。如果这么做的结果是我致力于推动的政策方向不正确,至少我得到了显示这个结果的数据。”


我回应说,如果她自己的数据集证明了她的错误,这将具有讽刺意义。她说:“没错!我认为不管这些数据最终显示的结果如何,它们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再次证明自己是错误的,那将具有讽刺意义。这是我的事情!但我希望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本文选自《商业周刊/中文版》2020年第21期)

撰文—ESMÉ E. DEPREZ 翻译—杨飞 编辑—马杰、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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