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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创业公司的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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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斯德哥尔摩既培育出了不少大型跨国公司,也让众多初创企业如鱼得水。它似乎将保障生活品质、发展经济和尊重环境很好地协调起来,并决心永远保持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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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的表象背后,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在名目繁多的排行榜上均名列前茅,难以尽数。试举几例:被《福布斯》评为对企业家最友善的城市,被欧洲环境委员会评为首个欧洲绿色之都,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空气质量最优城市,被誉为全球第二座“生态环境适宜初创企业”的城市(仅次于美国硅谷)……在瑞典的900万人口中,有200万集中在首都斯德哥尔摩。这座大城市梦想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中心,并势在必得。如果加上瑞典全国在各类榜单上的优秀排名,斯德哥尔摩完全有理由傲视群雄:瑞典曾经连续多年保持互联网接入率全球最高——95%,2016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3%(2017年预计至少2%)……


在斯德哥尔摩,著名的“瑞典社会模型”得到了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整个国家的吸引力。该模型的要诀在于尊重环境:斯德哥尔摩有1/3的面积覆盖植被,1/3为水体,可以问心无愧地宣称自己为欧洲绿色之都。多年以来,市政府一直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例如,从现在起至2040年,将逐渐减少直至停止使用化石能源。再如,减少汽车的生产和使用,更多地为市民建造住宅而不是停车场。


为此,市政府开始征收市区交通拥堵费,安装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并计划在2014年-2020年间新建4万套住房。此外,一座生物气体工厂将于2018年投入使用,全市99%的生活垃圾经焚化转为热能和电能供市民使用,城市周边的垃圾堆场也消失了。“虽然人口增加了,行驶的汽车数量仍维持在10年前的水平。”2014年上任的斯德哥尔摩市长卡琳·万高德(Karin Wanngård)对此颇引以为傲。该市政府制定的名为“展望2040”的计划,有利于实现民主、共同生活以及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如家电行业的伊莱克斯和制药行业的阿斯利康。


理想的创业生态环境

斯德哥尔摩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它们在此诞生,且大部分仍持续在此经营。如电信领域的爱立信(Ericsson)和TeliaSonera(目前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能源和自动化领域的ABB,制药行业的阿斯利康(AstraZeneca),家电行业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时装行业的H&M,以及家族企业如BabyBjörn。


伊莱克斯出色地诠释了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综合企业是如何在它熟悉的领域持续创新的。这家于1901年建立的家电制造商,刚刚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名为“万物互联和技术部”(Global Connectivity & Technology)。该部门将与技术、设计和市场部门的团队合作,开发新产品、万物互联和其他应用。伊莱克斯与爱立信合作开发万物互联应用,或与谷歌合作开发Google Home语音辅助产品。虽然伊莱克斯在瑞典市场的营业额只占其总营业额(2016年约120亿欧元)的3%,而且在瑞典也只有一家工厂,但它仍在斯德哥尔摩保留了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和公司总部,每天有来自60个国家的1300人在这些部门并肩工作。


作为适宜初创企业的理想“生态环境”,斯德哥尔摩在创新方面声誉卓著,特别是在数字化领域,高科技公司如Skype、King、Spotify享誉全球,说这里是创业公司的伊甸园可一点也不为过。它是仅次于硅谷的世界第二大“独角兽”企业聚集地(独角兽,即估值超过10亿美元,建立不足10年的初创企业)。而放眼全国,瑞典每1000位雇员就对应着20家初创企业,在美国这个数字仅为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弗拉维奥·卡尔维诺(Flavio Calvino)表示:“在瑞典,创业企业的存活率高,且发展快。”一项针对18岁-64岁人群的调查发现:65%的瑞典人认为国家的创业机会“好”;在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美国仅有47%。


这里对技术,特别是对数字技术的热衷得益于瑞典相关鼓励政策。“国内市场容量有限。我们明白必须从一开始就全盘考虑,产品和方案应该随需求而变化,以满足客户的品位。”马格纳斯力·雷恩(Magnus Rehn)解释道。他是瑞典第一家初创企业孵化器Sting的商务教练。而这种种富有前瞻性的考量,早在1990年代就有迹可循—政府就对购买个人电脑予以补贴,这使得所有人都很容易地接触到新科技,一些年轻人很早就熟悉了信息技术。


尤其得益于爱立信和TeliaSonera的贡献,斯德哥尔摩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布署移动电话网络的城市——起初是2G,后来是3G和4G,如今还拥有一个新一代5G移动技术的试验网,并且雄心勃勃,想要再次成为第一个大规模布署5G网络的城市。此外,市政府很早就布署了光纤网络,而所有套房和别墅也接入了高宽带因特网。


发展至今,斯德哥尔摩的优秀初创企业主要分布在音乐、游戏和金融科技这几个领域,当地18%的就业人口都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程序员已成为最受追捧的工种。音乐方面,Spotify将于2018年末上市,该公司每月活跃用户达1.4亿,2017年6月公司估值为120亿欧元。以其为榜样,许多公司纷纷涌现:Beats(2014年苹果以30亿美元将其收购),Auxy(电子音乐制作),Zound Industries(Urbanears耳机为其旗下知名品牌)……游戏领域的崛起则以斯德哥尔摩3家明星企业的诞生和被收购为标志——Candy Crush Saga的开发公司King于2016年2月被Activision以59亿美元收购,Mojang于2014年9月被微软以25亿美元收购,Dice于2006年被Electronic Arts收购。根据瑞典游戏产业协会的数据,2016年斯德哥尔摩拥有超过230家电子游戏公司和工作室,一半以上创建于2010年后。这些企业总共雇佣了3700余名程序员。


斯德哥尔摩之所以能在数字化领域持续领先全球,外资吸引力、创业文化、基础设施固然是优势所在,但归根结底,这一切都离不开其优良的创业环境。斯德哥尔摩虽然城市规模很小,但从投资的集中度来看,却比欧洲任何一座城市都要高;以2016年为例,彼时斯德哥尔摩只有7991家公司(伦敦有32.9万家,柏林有16.9万家),但是总体的投资却高达45亿美元。其次,在科技研发上的投入方面,瑞典也是整个欧洲最高的,占GDP的3.3%,紧随其后的奥地利为3.1%,而欧盟整体则只有2.0%。再来看看人才培养与教育机构,包括皇家理工学院(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tockholm School of Economics)在内的瑞典本土高等学府,都设有创业孵化器,为高科技研发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的人才和具备发展潜力的创业公司。


“ 此时此刻在斯德哥尔摩所发生的一切,与1990年代在美国斯坦福发生的十分相似。” 罗宾· 泰格兰德(Robin Teigland)指出。她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SSE)战略和竞争中心的教授,美国裔,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定居斯德哥尔摩,至今已25年。“人们创办企业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并不单单为了赚钱。他们努力满足客户的需要,而不只是生产有趣的产品。”


在这里,公司组织机构扁平化,人们以名相称,加入各种协会、网络和“生态系统”,因此信息的交流和共享变得频繁和方便。你甚至有可能在午餐的休息时间,偶然碰上一个投资人或企业创始人,跟他们讨论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创造一种高效创业的氛围,激发各类公司的创新精神,而不仅仅局限于初创企业。


音乐服务商Spotify

全球最大流行音乐服务商Spotify起源于斯德哥尔摩,提供四大唱片公司

及众多独立厂牌所授权和由数字版权管理保护的音乐。


斯德哥尔摩游戏领域

斯德哥尔摩游戏领域异军崛起,Candy Crush Saga的开发公司

King于2016年2月被Activision以59亿美元收购就是很好的例子。


纸币的终结

斯德哥尔摩另一个特别强势的领域是金融创新,即主要在支付、银行、融资方面的“金融科技”创新。值得一提的是,瑞典早在1668年就拥有了中央银行,是全世界第一个拥有中央银行的国家。它现在又有望成为第一个取消纸币的国家。


在斯德哥尔摩的许多咖啡店、餐厅和商场,随处可见“只接受电子货币”(cards only)的标牌。最出名且交易量最大的是Klarna,这是一种在线支付工具,可以使网民在收到订货之后再支付货款;iZettle,提供移动支付读卡器;或者Trustly,另一种在线支付工具。Dreams 的创建者开发了一种存贷款App,此应用可使网民只需要用手指在屏幕上划几下,不用换银行就能实现存款,或把存款贷给某个项目。该应用程序于2016年9月上线,已经吸引到万用户,基本是年轻人和女性(60%)。


斯德哥尔摩充满创新活力,却必然导致某种职业的供求关系变得紧张。甚至有人说在大集团和初创企业之间的人才争夺战已经打响。但Truecaller 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艾伦· 马莫迪(Alan Mamedi)指出:“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确实很难找到我们需要的全部工程师,而且他们的薪水从2010年起几乎都已翻倍。但与印度班加罗尔相比,在瑞典雇人还是相对容易和便宜的。”Truecaller应用程序开发于2009年,用于识别手机来电者的身份。这款程序主要应用在印度、中东、非洲和美国,吸引了2.5亿用户。公司雇佣了90位员工,其中70人在斯德哥尔摩,20人在印度。


不仅如此,这座伊甸园还有一些与生俱来的“不完美”,在吸收外来人才上瑞典并不开放,首当其冲的是高昂的生活成本,主要体现在高福利国家常见的高税收,以及房租上。最近搬到德哥尔摩的哈佛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泰勒· 福克斯(Tyler Faux)在找房子时总是碰壁,无论他愿意出多少钱。原因在于,瑞典对租赁公寓制定了非常复杂的法规条例,而申请政府公租房的人非常多。“在纽约如果你愿意付高价,总能找到好房子,但在瑞典就不存在,很难找到好的公寓。”他如是说。


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瑞典租房管控法规和其他住宅限制,使人们向外国科技工作者出租房子变得几乎不可能。尽管市政府快速审批了一些新的住宅开发项目,但未来15年斯德哥尔摩预计每年只能建设1万套新住宅。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根据斯德哥尔摩市政府的数据,每年有近4万人从国内和国外搬到该城市为科技公司、金融公司和其他企业工作。比利· 麦考马克(Billy McCormac)是位美国人,在上世纪90年代移居瑞典,现在是瑞典房地产联合会斯德哥尔摩分会的会长,他发起了住宅改革运动。他表示:“现有体系完全失败,如果人们没地方住,我们无法在这建起科技集聚区。”


并且,瑞典的个人信用政策对创业者来说并不友好——如果一家公司破产了,公司 CEO 的个人信用评级就会降低,破产记录成为一项个人欠款,未来会影响申请贷款或重现开一家公司时的信用调查。


不论如何,为了永葆创新活力,斯德哥尔摩市政府正努力创造条件,希望留住新来的创业者。值得一提的是,瑞典于2014年-2016年间接纳的27万难民中,一部分将在首都落户。马莫迪的伊朗库尔德族父母,早年选择在这座城市的波罗的海岸边安家。同样,新来的难民或他们的孩子也将在此创建新的企业。(本文部分内容选自《优仕生活》总第21期)


电子货币

在斯德哥尔摩,随处可见“只接受电子货币”的标牌。图为提供移动支付读卡器的iZettle。


欧洲各国研发经费


撰文— Sylvie Berkowicz,Sophy Caulier,KOZUE 编辑— KOZ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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