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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一个中国式超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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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管是风靡全球的美国超级英雄,还是中国人们自发组织的“中国复仇者联盟”,他们都背负着普罗大众对于自我涅槃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就此意义而言,斯坦·李将要创造出来的中国式超级英雄形象,实际上并不难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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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是《蜘蛛侠》漫画诞生50周年的日子,近期上映的《超凡蜘蛛侠》也成为了对这位已经年逾“知天命”之年的漫画英雄的致敬影片。当中国的电影观众和漫画迷兴致勃勃在影院观看蜘蛛侠惩恶扬善的故事时,或许有人会想:为什么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的,是金发碧眼的美国漫画英雄形象,我们在将来能够有一个和我们一样长着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漫画英雄出现吗?中国超级英雄长什么样子呢?


低谷中的救世主们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要回答它,我们首先得弄清楚美国超级英雄历史上的源流。半个世纪前,作家斯坦·李和画家史蒂夫·迪特克联手创作了一个头戴红色网格面具、能够飞檐走壁、手吐蜘蛛丝的另类漫画英雄形象,这个漫画人物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蜘蛛侠。但蜘蛛侠当初之所以能够与美国的漫画读者见面,除了两位主创人员外,还要托另一个人的福,那就是当时著名的漫画出版人马丁·古德曼,正是因为他的赏识和帮助,斯坦·李和史蒂夫·迪特克的蜘蛛侠系列漫画得以顺利出版。


认真追溯起来,马丁·古德曼本人是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亲历者,1930年代,年纪还很小的古德曼就经历了饥一餐饱一餐的贫穷生活,辗转于一个又一个贫民窟之间。为了谋生,他只好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勉强糊口。作为经历过美国上世纪经济上最黑暗岁月的人,他心中总有着一种对于“救世主”的期待和情结。


其实,早期的超级漫画英雄无一不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的产物。那个时候,商场关门、工人失业、自然灾害频发,面对胡佛时代无能的美国政府,老百姓除了期待英雄的降临外似乎也找不到别的办法;再加上紧随着大萧条而来的二战,民众生活更加窘困,社会秩序也更加混乱,因此“拯救全人类”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主旋律,漫画英雄们也大多干着此类高难度工作。


1930年代,身怀超能力能上天入地的“超人”和“蝙蝠侠”的适时出现,符合了当时绝望中的美国民众对救世主的心理期待。1932年,来自俄亥俄州的作家杰里·西格尔和画家乔·舒斯特共同创作了《超人》漫画,虽然他们打造的那位红内裤外穿的无敌铁汉形象一开始并没有遭遇洛阳纸贵的盛况反而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但1938年《超人》在DC漫画的多种刊物上连载并迅速风靡全美,由此开创了美国漫画的超级英雄时代。随后,《蝙蝠侠》也在1939年紧跟超人步伐现身,再度风靡全美,成为了与《超人》比肩的漫画作品。


平民化的励志人物们


马丁·古德曼发迹之时,社会形态已和经济大萧条时期有了天渊之别。时间转眼到了1960年代,城市化进程正如火如荼开展,战后各种文化思潮也应运而生。在光怪陆离的新一代城市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暴力犯罪以及城市化带来的各种问题。这些新的问题不像“拯救地球”一般不着边际的宏大,但是却更加贴近当时美国人的实际生活。因此,无论是普通漫画迷还是马丁·古德曼本人,对于“超级英雄”的期待也发生了改变—新的超级英雄,其首要的使命就是要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时,“高大全”的漫画英雄们似乎有些派不上用场了,因为蝙蝠侠与超人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出身都“不平凡”。蝙蝠侠白天是花花公子,因为年幼时父母被枪杀才决定投身正义事业,始终是一个距离普通人太遥远的“富二代”,没法被底层人民彻底接纳。而超人的出身更是高不可攀,他根本不是地球人,且拥有无敌的能力和英俊的外表,先天就被划归为离一般人遥远的“高富帅”,而不是一位出身于人民群众的“平民英雄”。


更为平民化的超级英雄陆续登场了,他们着手对付的也是更为实际的都市犯罪、司法不公,乃至城市灾难等等“现实主义”问题,蜘蛛侠就是这一类漫画英雄的代表。这些超级英雄出身并不“高贵”,性格中也有不少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都误打误撞具有了超于常人的能力,经过一番心灵与肉体的历练后善加利用自己的超能力,并且战胜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与社会恶势力展开斗争。


从诞生之初的“完美”到“有瑕疵”,超级英雄的变化因为时代而不同,近年来,各路漫画英雄又有回归的趋势,比如蜘蛛侠、钢铁侠和“9·11”后的超级漫画英雄电影,大多充满怀旧意味。从过去消费超级漫画英雄的完美,转而强调超级英雄平凡人的一面,这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今天的美国人依然活得不是那么有安全感,依然需要虚拟英雄的某种保护。


实际上,正是因为不完美,所以才真实,平民化的超级英雄所具备的更真实的人性,使他们在当下成为了廉价的“励志”人物,而他们获得超能的经历就好像中彩票,对普通人来说只不过是个概率问题。于是,超级漫画英雄?他们不过是为安迪·沃霍尔“人人成名15分钟”的格言做了一个注脚。


下一站超级英雄们


分析美国的超级英雄历史后可知,经济萧条时人们想到超级英雄,犯罪率增加时人们想到超级英雄,政府出现腐败时人们又想到超级英雄。假如我们期待中国也出现一位超级漫画英雄,那么他也应该是一位“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人物了。


不可否认,人们对超级英雄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当下社会的忧虑,今天中国的社会问题,无非就是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等。而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超级英雄,本来就有一个现成的虚构人物——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实际上,孙悟空这一位中国超级英雄,颇有点美国“平民英雄”的意思。他的出身不仅不是“高富帅”,甚至还是一个从石头里爆出来的没爹没娘的主;他的职业并不体面,顶多也是一个从私营企业老板(花果山美猴王)挣到国企下层员工(弼马温)的屌丝而已;他身上有着人性特有的“我执”,争强好胜受不得半点委屈,也有着凡夫俗子难以避免的轻慢心和暴力心。在漫长的西天取经路途中,作者借助了“菩萨”、“师傅”等力量,一点一点把孙悟空的“我执”化去了。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去我执”与美国超级英雄被蜘蛛咬、被雷劈等后战胜内心黑暗势力的涅槃过程都是一样的。人们更欢迎的是他的叛逆精神。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本旨就在于讽刺现实。各路神仙鬼怪几乎都有官方背景,不是某位菩萨的坐骑就是佛祖油灯里的灯芯,唯独悟空一人是来自底层。他的大闹天宫向当时陷于不公问题的人们展示了无产阶级武装革命、打破既有秩序的决心与力量。这也难怪在火红的革命岁月里,动画片《大闹天宫》上映后,人们会高兴地喊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的豪迈句子。为何欢呼?不正是因为人们有着对反抗者、引路人的现实诉求吗?


除了孙大圣外,中国观众“鉴定”的“中国超级英雄”还包括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五花八门的答案,不少人风趣地将其合称为“中国复仇者联盟”。虽然这些形象无一不寄托了人们对解决现实社会不公问题、打破现有不公秩序的厚望,但毕竟都已太过“复古”了,因此会令不少超级英雄迷发出“我们需要现代版的中国超级英雄”的呼声。


可喜的是,斯坦·李已力邀名编丹·吉尔罗伊,为他针对亚洲市场的首部超级英雄电影《歼灭者》创作剧本,一张中国面孔将加入超级英雄的联盟中。不过,斯坦·李是否了解中国国情?是否了解中国超级英雄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即使以孙悟空而论,群众也不大可能真心接纳《龙珠》里面能量大过超人的孙悟空,或者《最游记》里伪娘版的孙悟空。中国的超级英雄,自当有着中国传统的人性与神性,也自当肩负着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责任。这么一想,这个超级英雄长着一副怎么样的面孔、有着怎么样的身世似乎都不重要,只要他能抡起金箍棒或其他什么武器去进行反腐斗争,是不是就能让观众喜闻乐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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