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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诺奖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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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当然有助于世人更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奖项让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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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文学院一群90后文艺青年通过快闪方式,打出“莫言,偶们稀饭你”的标语,以此庆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获奖当然有助于世人更客观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而更重要的是,这个奖项让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


2012年10月11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瑞典学院以“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传说、历史和现实熔于一炉”的理由,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便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获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获奖,让围绕“中国作家何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种种猜测、争议、误会,甚至闹剧和笑话,总算有了一个了断。


历史悠久的“被诺贝尔”

中国作家和文学圈对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有一种特殊的情结,从鲁迅戏称之为“诺贝尔赏金”,并对当时中国作家群“围观”访华的第一位亚洲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以善意调侃,到围绕鲁迅、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生前死后、五花八门、真假难辨的“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传说,尽管有倨有恭,态度看似迥异,却无不表明这些文化人心目中,把诺贝尔文学奖当作何等重要的大事,追慕者固是毫不掩饰地艳羡,调侃者又何尝在心中真正将之“平常化”?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人何时能获奖”、“哪个中国人能第一个获奖”,又成为文化圈、乃至出版圈议论不辍的话题,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不再是“一人得实惠、全国得光荣”的单纯奖项,在出版商业化的时代,押对了宝就意味着在市场开发领域事半功倍,意味着数不清的“附加值”。最初是北岛,后来相继有贾平凹、严歌苓,当然也包括莫言,被有意无意地卷入这种“押宝”行列,甚至有嗅觉灵敏的媒体专在颁奖前夕赶赴作者家乡、故居“埋伏”,盘算着“第一时间发特稿”的名实俱收。如果说这样的“押宝”最多算是“过于热情”,却仍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合理范围内,那么另一些传闻就只能用荒唐滑稽来形容了。


比如近些年被传“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甚至“进入20人、10人、5人候选大名单”的中国作家,就包括叶世斌(某县级市国土局长)、曹乃谦,乃至“四川某青年诗人”、“安徽某文化馆长”等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而一些顶着唬人大头衔的机构,如“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等,也趁机兴风作浪,折腾的结果,是知根知底者真欢喜(或增加知名度,或得到销量),盲信盲从者空欢喜。出现这些怪现象的原因很多,包括不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规则(许多文学组织都能获得提名权,每年发给瑞典学院的提名信近400封,但最终真正入围的不过十多人;入围最后筛选的名单需保密50年等等)、出版商借炒作牟利(某台湾作家和某旅美女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传闻都令其新作大卖)、当事人自己炒作等等等等,但之所以屡试不爽,长盛不衰,说到底,还是国人的“诺贝尔情结”作祟。


一些作者、文化人、媒体人,乃至普通读者,将诺贝尔文学奖视作“世界最佳作家”或“世界最佳作品”的锦标赛,将获奖视作夺取了文学界的世界冠军,认为只有获奖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才能和身价;更有一些人将该奖视作“政见奖”、“良心奖”、“道德奖”,执拗地认定和自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某些作家理应获奖,另一些在其看来“不够纯粹”者则根本不应被考量,一旦结果、甚至传闻不合心意,便摆出党同伐异的姿态鼓噪,反之则欢呼庆贺,欣欣不已。


诺贝尔的价值观

正如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马跃然先生所言,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不过是“欧洲偏远地区一些不懂欧洲以外文字的70岁以上老头,根据自己独特口味评选出的一个文学奖项”,所反映的是这些评委、充其量是瑞典学院对当代世界文学、作家的观感,见仁见智。他们当然有自己对作品、作家,以及作家的创作能力、道德操守的评价,但这些评价未必符合公众的感受,也未必都符合事实。自1901年至今的112年里,已有109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既有罗曼·罗兰、泰戈尔、萧伯纳、聂鲁达这样众望所归的巨匠,也有赛珍珠这样莫名其妙的人物,而未入评委法眼的,却也有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昆德拉、普鲁斯特和劳伦斯这样响当当的名字,将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当作“文学奥运”,将获奖者视作“世界冠军”,将中国人获奖当作“为国争光”,将中国人长期缺席视为“国耻”等等等等,都是“诺贝尔情结”的扭曲反映,是“非文学”的逻辑。


事实上,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归根结底是一个欧洲小国狭窄文学评论圈的评奖,对于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习惯与之相差甚远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作者、作品而言,海外出版的力度、欧洲文字翻译的水准,就成为重要,甚至关键的因素。本身很难称为一流作家的赛珍珠以似是而非的“中国乡土元素”获奖,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英语作家的真实身份息息相关。


此番莫言能脱颖而出,固然与其勤勉的创作、大量的作品有关,但海外发行的普遍,和翻译水准的不俗,起到很大作用。莫言的《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早在1988年便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此后20多年里,其大部分作品陆续被翻译成英、法、西、德、瑞典、俄、日、韩等十多种语言,而诺贝尔奖的“主场”瑞典,近年来接连出版了3部之多。这些作品大多由主流出版社发行,承接翻译的也多是著名汉学家,如美国的葛浩文、法国的诺埃尔和莉莉娅·杜特莱夫妇、尚达尔·陈-安德罗,以及瑞典的陈安娜等。


除了海外发行数量、力度和翻译水平,作品的“对口味”也很关键,莫言的作品在中国虽引起过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其故事、叙述和描写手法,是异域文化的评判者很容易看懂、接受、欣赏,并将之视作“中国文化符号”的—当然,这未必符合事实,却也实在无可厚非,甚至无可奈何,毕竟,这本就是体现一个北欧小国的小文化圈子,对世界当代文学理解的一个奖项,从某种程度上讲,更该接受“打分”的不是全球当代作家,而是这个小文化圈子对全球当代文学的理解力和欣赏水平。


至于“作家的良心”或干脆说政治倾向,则更非获奖与否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百余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既有萨特这样激进的左翼,也有丘吉尔等公认的保守派,既有“体制内作家”,也有长期流亡异国他乡的异议人士。文学奖就是“文学的奖”评判标准,自然只能是作家及其作品的水准、感染力和影响力,奢求其同时成为“创作伟人”和“道德完人”,显然是不现实的。


当然,当代文学不可能脱离社会、生活、政治和现实,每个作家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同样,诺贝尔奖的评委们也会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作家、作品。问题在于,这种价值观、道德观和政治的取向对获奖人选结果的影响,是评委的特权和专利,而实在不关“围观者”什么事。每一个文学爱好者(或非文学爱好者)都有权坚持自己的文学观、价值观、信仰和取向,也有权根据自己的这些观念、倾向褒贬任何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个奖项,和一个评选的结果,甚至有权将自己的评选结果公之于众(只要别人乐意听),却无权将自己的选择和取向强加于人,强加于诺贝尔文学奖。


无论如何,莫言的获奖是一件好事,作为当代创作最勤勉、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纯文学作家”之一,作为当代屈指可数、既能跻身文学殿堂又能确保一定出版发行量的中国作家,作为一名出身贫苦农村家庭、创作勤勉的努力作家,作为一个既为体制内所接受、又敢于对当代社会丑恶现象提出批评、针砭的文学人,作为当代中国在海外发行作品最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数量最多、获得外国文学奖项最多的作家之一,其辛劳和贡献,理应获得尊重和认真评价。莫言的获奖,不仅有助于世人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也有助于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诺贝尔情结”,从期待中国人“破蛋”的焦躁,回归一份理应具有的、读者对待作家、作品和奖项的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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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简介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迄今共发表80余部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9部影视文学剧本、2部话剧作品。


主要荣誉

2011年8月,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2年10月,因“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融为一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食草家族》《丰乳肥臀》《红树林》《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

中篇小说:《球状闪电》《金发婴儿》《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筑路》《欢乐》《红蝗》《父亲在民夫连里》《白棉花》《战友重逢》《怀抱鲜花的女人》《红耳朵》《幽默与趣味》《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牛》《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红高粱》

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

话剧:《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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