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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巴以冲突为何困难,缘何会带来社会撕裂?

摘要: 现实政治挪用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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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组织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进入第6天,双方已有接近2300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以色列有超过1200人丧生,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有1100人丧生。在双方的激烈战斗之外, 另一个关于这次冲突的言论战场上各方也在激烈地交流意见。讨论这次冲突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各方的立场和观点也非常微妙。然而到底是什么使得讨论此次冲突变得如此困难?

哈佛大学里的争论

一场在哈佛大学校园里的争论正是这次冲突的余震。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后,哈佛大学保持了沉默。不过哈佛大学一个学生联盟的公开信引起了批评。这封来自哈佛巴勒斯坦团结团体的信表示,它将“所有正在发生的暴力事件完全归咎于以色列政权”。然而,对这封信的强烈反对使得哈佛的沉默变成了一声咆哮。

亲巴勒斯坦团体的哈佛学生公开信写道:“在过去的20年里,加沙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一个开放的监狱中”,并得出结论说,随着战争的展开,“种族隔离政权是唯一的罪魁祸首。”签署这封信的团体包括哈佛大学国际特赦组织、哈佛肯尼迪学院巴勒斯坦学会和哈佛神学院穆斯林协会。

10月9日,前财政部长和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谴责了大学领导层,因为他们没有谴责亲巴勒斯坦的这封信。他在社交媒体X(即Twitter)上写道:“在我近50年的哈佛关系中,我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幻灭和疏远。”他表示,哈佛的沉默,加上学生联盟的信,使哈佛看起来至少对这场针对以色列犹太国家的恐怖行为持中立立场。

随着要求哈佛大学发声的舆论越来越盛,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Claudine Gay)发表了两份声明,最终谴责了哈马斯所犯下的“可憎的”“恐怖暴行”。一名发言人表示,盖没有评论的计划。

10月9日,盖和其他17名院长和管理人员同样签署公开信,称他们对“死亡和破坏感到心碎”,向失去亲人的哈佛社区成员表示慰问,并呼吁“进行对话和共情的环境”。10月10日,盖也表示:“虽然我们的学生有权为自己说话,但没有一个学生团体——甚至不是30个学生团体——代表哈佛大学或其领导层发言。”

尽管哈佛受到了政客、学者和犹太团体的严厉批评,其他大学也在准备自己立场各异的抗议。10月9日晚上,在佛罗里达大学,亲以色列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守夜。10月10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一个学生团体举行了一场“为了巴勒斯坦抗议”的活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为巴勒斯坦熊”组织计划在10月13日组织一场校园守夜,以“悼念我们在巴勒斯坦的烈士之死”。

与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发布的一系列类似声明相对应,许多大学校长发表了自己的回应,似乎将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哈马斯。10月7日,布兰迪斯大学校长罗恩·利博维茨(Ronald D. Liebowitz)发表了一份声明,谴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10月10日,纽约大学的一份声明谴责“针对平民非战斗人员的不加区分的杀戮”“令人憎恶”,并承认这种暴力“可能会加剧我们校园内那些对冲突持有强烈观点的人的情绪。”

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命运的争论在美国校园内数十年来都是最具分裂性的。这使得试图调和或安抚不同团体的大学官员感到痛苦。然而这和发生在世界各地对于这场冲突讨论一样,对此表达意见充满了道德困局和现实政治的限制。要理解这种意见表达的困局,以及因此而来的社会撕裂,可能就要理解现实政治是如何挪用共同历史记忆的。而这要从国际大屠杀纪念同盟(IHRA)2016年对于“反犹太主义”的新定义说起。

“反犹太主义”与“反犹太复国主义”

2016年5月26日,布加勒斯特的IHRA全体大会决定采纳以下有关“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工作定义: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一种特定看法,可能表现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的修辞和物理表现是针对犹太或非犹太个体及/或其财产,针对犹太社区机构和宗教设施的。表现可能包括对以色列国,被构想为犹太集体,进行攻击。

据犹太电讯社(JTA)报道,这一定义的反对者称其关于以色列的条款将对围绕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展开的辩论产生寒蝉效应。他们担心,在谴责一些反以色列言论的同时,该定义将导致将所有对以色列持批评态度的人或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都标记为反犹太主义者。

2021年1月12日,一份美国犹太组织发布的反对特朗普政府采用IHRA定义的声明表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努力被误用和利用,实际上是为了压制合法的言论自由、对以色列政府行动的批评以及对巴勒斯坦权利的倡导。” 这份声明中所反对的现象就是将“反锡安主义(Anti-Zionism)”等同于“反犹太主义”。

“锡安主义”或称“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是一个犹太民族主义运动,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和支持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古老故土(希伯来语:Eretz Yisraʾel,即“以色列之地”)。尽管锡安主义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东欧和中欧,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它是犹太人及其宗教对巴勒斯坦历史地区的古老依恋的延续,在那里古代耶路撒冷的一个山丘被称为锡安。

对于“锡安主义”的反对被称为“反锡安主义”。据BBC报道,一些反锡安主义者认为,锡安主义本身是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因为在他们看来,以色列国家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是不公正的。巴勒斯坦团结运动(PSC)表示,它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包括反犹的偏见和“以色列国的种族隔离和锡安主义的本质”——尽管PSC本身因其反锡安主义立场而受到种族主义指控。一些反锡安主义者是犹太教正统派,反对以色列的存在——在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外进行反犹复国主义示威。 他们认为真正的犹太国将随弥赛亚(救世主)的到来而建立。

锡安主义在纳粹大屠杀和欧洲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的语境中,作为对于大屠杀暴行的反抗被提出,也就决定了对于锡安主义的反抗很容易可能被描述成一种“反犹太主义”。据JTA报道,IHRA2016年概念的反对者担忧,包括禁止将以色列称为种族主义的那一条款在内的有关以色列的规定,实际上使以色列对其对待巴勒斯坦人的方式以及他们视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免于批评。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也曾以此为策略煽动对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仇恨。据The Conversation报道,内塔尼亚胡早在2015年10月20日的耶路撒冷世界锡安主义者大会上的演讲中,就曾尝试把巴勒斯坦人与此前的希特勒联系起来。他在演讲中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领袖哈吉穆罕默德·阿明·侯赛尼(the Grand Mufti Haj Amin al-Husseini)曾与纳粹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见面,并给了希特勒在大屠杀上的灵感。他表示,这“展示了巴勒斯坦民族之父即使没有占领,也想摧毁犹太人”。

当然,毫无疑问也存在被包装成“反锡安主义”的 “反犹太主义”,或者以其他手段包装的“反犹太主义”。而在很多锡安主义者看来,“从河到海”就是这样一种包装。

“从河到海”

“从河到海”是一个流行的巴勒斯坦政治口号。许多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使用这个口号来主张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边界包括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所有土地,这覆盖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的联合领土。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这一政治口号代表着对于自己失去土地的要求。因此这一口号也时常以“从河到海,巴勒斯坦必将被解放”的形式出现。

一些锡安主义者之所以认为这是一种“反犹太主义”表达,是因为它在否定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合法性。然而,由于这一口号被各势力使用,这一口号本身实际上存在不同的意涵。在哈马斯的语境中,这个口号与“反犹太主义”有着很强的联系。因为其呼吁将所有犹太人从该地区驱逐出去,最好的情况是要求进行种族清洗,最坏的情况是呼唤种族灭绝。

这个口号此前在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法塔赫)成立后被正式认可,但在1993年以色列-巴勒斯坦互认信函(《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在时任以色列总理伊茨哈克·拉宾(Yitzhak Rabin)和法塔赫领导人亚萨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之间交换时,这一认可被撤销。 

事实上这也体现了在以色列问题上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自2006年以来,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了巴勒斯坦政治,当时哈马斯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后一次议会选举中获胜,结束了法塔赫的主导时代。在两派武装冲突和企图组建联合政府失败后,自2007年以来,巴勒斯坦领导层一直分裂,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管理约旦河西岸,而哈马斯管理加沙地带。

据Euronews报道,巴勒斯坦驻欧盟代表团副团长哈桑·阿尔巴拉维(Hassan Albalawi)拒绝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表示要等到“有一天建立独立、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时候”才能进行谴责。他认为当前的冲突是自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也称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以来对他们的系统迫害所导致的。“如果我们回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那是欧洲历史的结果。巴勒斯坦问题是由欧洲创造的。”

阿尔巴拉维无疑是在强调巴以冲突的殖民主义根源。据英国《卫报》报道,在以色列建国之前,一些最积极推动犹太国家建立的世界领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希望犹太人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在1917年宣布英国“赞同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国家”之前,曾支持1905年的外国人法案,该法案限制了犹太人移民到英国。在他发表著名的《贝尔福宣言》两年后,贝尔福说,锡安主义将“减轻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因其中存在一个(犹太人)身体而导致的不幸,这个身体太长时间被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但它同样无法驱逐或吸纳”。

然而阿尔巴拉维的发言也体现出他自己所面临的困局。哈马斯以残酷的袭击展现的“反抗姿态”,事实上打造成了一种“反霸权先锋”的形象,这挟持了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对于哈马斯的谴责,则很容易看起来像是对于与巴勒斯坦冲突的以色列一方的支持。

因此,对于巴以冲突讨论的话语困境变得十分清楚了。对于巴以冲突的讨论被置换成了哈马斯的残酷袭击还是锡安主义之间的二选一。这事实上是双方的民族主义者所需要达到的政治后果。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讨论者不得不陷入一种非此即彼的道德困局。这也使得一场冲突之后,世界在更大程度上走向对抗和撕裂。然而当各方在堂而皇之地将历史记忆拿来实现自己的现实政治利益的时候,在冲突中丧生的、因为冲突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则成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代价。


新闻来源:BBC、《纽约时报》、犹太电讯社(JTA)、TheConversation、伦敦大学学院(UCL)、Euronews、Britan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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