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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替:瑞典极右的选举胜利

摘要: 欧洲极右再次寻找机会崛起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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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格达莱纳·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在去年接替同党前任成为瑞典首相的时候,人们还把她和同年上任的欧洲诸位女领导相提并论,证明进步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没想到,在9月11日举行的大选中,执政党社民党失去了组阁的票数,让位给第二名极右的瑞典民主党和第三名中右的温和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失去了持续八年的执政地位。

▲瑞典首相安德松在议会选举之前的竞选活动上。

这样的选举结果在各个层面让人们吃惊。首先是极右,甚至有纳粹元素的瑞民党的崛起,已经到了议会第二。在过去社民党中左翼政府执政的八年中,瑞典经历了叙利亚难民危机、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安德森首相和前任首相勒文(Kjell Lofven)兢兢业业,在整个欧洲国家也算处理得当的,在坚持了进步主义原则的同时,也尽量保护了瑞典本身的国家利益。特别在新冠疫情的第一年,瑞典长时间被当成西方国家中平衡自由和健康的模范。


但民众的支持也在连续的危机中磨平了善意和耐心,在移民、疫情和地缘冲突的长期压力下,显然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了民族主义和极右。进步主义的社民党,已经不能用绿色、平等和善意说服在通货膨胀下煎熬的瑞典保守选民了——他们支持瑞民党打出的“瑞典第一”的口号,开始大声对移民、对国际道义说不。


瑞典虽然算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这次选举结果也可以和发生在捷克的反对制裁俄罗斯的数万人抗议以及在德国东部数千反制裁的人群一起来看。无论富国、穷国,还是富国的贫穷地区,都有很多人认为欧盟当前以绿色和正义为主调的政治,已经有些偏离人们的当下需求。


除了达到议会第二,瑞民党也获得了进入政府占据重要政府岗位的资格。这让很多有可能和他们一起成立政府的政党的成员非常尴尬。毕竟和“新纳粹”的人一起共事,这对政治声誉也是不小的打击。而瑞典的左翼和中间选民,则非常悲剧性地看到了极右统治了自己的政府,过去八年社民党进步主义所有的努力,大概都会被新政府推翻。

在大选后的组阁尝试中,因为显而易见的号召力问题,虽然瑞民党占有20%的选票成为第二大党,但他们的组阁能力很差,只能让温和党首先进行组阁讨论。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自信能说服其他小党,加入他们和瑞民党的右翼政府,虽然困难重重。


瑞民党不会因为入阁就改善自己的公共形象,在整个选举期间,该政党反而并不吝啬对记者进行威胁,或者使用和希特勒有关的词语进行暗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新纳粹”形象,在当前的政治气氛下,并不负面,而是他们崛起的原因。

当然,瑞民党入阁对进步主义的否定,至少有一件事情会产生稍微积极的后果——他们要求恢复核电站。在反核问题上,无论是北欧的左派还是德国的建制,都有“绿过头”的问题,在气候变暖和能源危机面前,理性地说,核电站并不算什么特别的罪恶。连遭遇过广岛核轰炸和福岛事故的日本,在新政府新局势下,都开始重新拥抱核能,那么一直没遇到什么事故瑞典和德国,有什么理由不恢复核电?


在这一点上,法国和英国就一直很清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要对抗气候变暖和地缘政治造成的能源依赖问题,欧洲国家恢复核电,才是正途。德国比较好,执政的绿党精英自己彻底转向,开始成为一个拥抱核电的绿党,但瑞典居然需要选出一个“新纳粹”政府,才能转向核电,这代价有点大。

“新纳粹”在瑞典国家殿堂的崛起,是欧洲极右再次寻找机会崛起的信号。这说明以进步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欧洲建制,在今天依然没有找到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方案来解决当下面临的地缘政治、能源转型和社会诉求等问题。以核能和能源转型为例,甚至在欧洲政治主流的很多方案中,都没办法在数学上过关,实际上是执行不下去的。


进步主义如果姿态过高,遇到的不仅仅是事业停滞,而是“新纳粹”崛起,从而抹杀数年的进步。美国民主党经历了乐观的克林顿年代,然后是极高姿态的奥巴马时代,最终落到特朗普执政,产生的以保守派为多数的最高法院,最终推翻了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这些事情时刻提醒全球的自由派,再激进都别激进过选民的本能数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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