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必须做出选择— 是要塞尚，还是要奶酪？”1972年，艺术历史学家米歇尔· 拉克罗特用这句话征服了法国政府，让他们同意将废弃的奥赛火车站改建为博物馆，而不是变成推广法国农产品的交易中心。在火车站里建博物馆引发两极反应。拉克罗特在自传《通向卢浮宫的钥匙》中回忆，奥赛美术馆开放几年后，他看到一群美国策展人因美术馆争论。“一个人在喊‘我讨厌奥赛’，另一个人在喊‘我爱奥赛’。在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我们已经赢了。博物馆激发了人们的乐趣、兴趣，开启了智力辩论，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他从不担心公众不喜欢自己参与的项目，历史最终总能证明他是正确的。除了奥赛美术馆，拉克罗特还一手推动了卢浮宫博物馆的翻新重修，在公众质疑著名建筑师贝聿铭的设计宫的人”。2021年夏天，拉克罗特在法国家中去世，终年92岁。“如果没有他，巴黎的风貌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卢浮宫现任馆长皮埃尔·霍森伯格说。
维米尔与伦勃朗的召唤
拉克罗特永远忘不掉二战中的法国，“相当黑暗，到处都是德国人，地铁里的士兵散发着皮革与厚羊毛的味道”。1929年，他出生在法国西北部城市圣马洛，父亲是律师，母亲是政府公务员。1940年，拉克罗特的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一家人搬到巴黎定居。中学时期，他已经对艺术、文学和戏剧有浓厚兴趣。巴黎解放时拉克罗特14岁，他返回圣马洛，发现战火摧毁了故乡。“胜利的喜悦因知道父亲再也不会回来和故乡被炸毁而减弱。”战后，拉克罗特频繁到大学与法国各省的博物馆参观。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意识到博物馆对我的召唤，”拉克罗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只记得自己对收藏与展览的狂热兴趣。那可能是源于我喜欢记录自己见过的每一幅画，梳理我在每一本书中发现的作品，或者是给事物分类的热情，或者是对国家遗产的浓厚兴趣与在家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他当时最想成为建筑师，但因为数学成绩不达标不得不放弃，最终选择修读艺术、历史与博物馆学。
1984年，卢浮宫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博物馆前合影。左二为米歇尔·拉克罗特。
1946年，拉克罗特与母亲去比利时布鲁日为父亲扫墓，之后在布鲁塞尔参观一个荷兰美术特展。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维米尔的《代尔夫特风景》《信》与伦勃朗的《布尔公会的理事》等名作。“这些作品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近距离地看到伟大画作。从那一刻起，（参观）不再是简单的青春期消遣，我现在想尽可能多地看到各种作品，阅读、旅行，让它成为我的工作。”克拉罗特回忆道。战后的法国，博物馆与艺术品展览还不是今天繁荣的样子。卢浮宫仅开放小部分区域，许多藏品都被锁在库房中。拉克罗特毕业后在卢浮宫兼职，有时候任导游，有时候帮忙整理办公室。实习时没有工资，他依然坚持了下来，之后参与了多个战后艺术品溯源、法国省级博物馆藏品整理的项目，专攻14与15世纪意大利与法国绘画。
1984年，卢浮宫各部门的负责人在博物馆前合影。左二为米歇尔·拉克罗特。
1966年，拉克罗特被任命为卢浮宫绘画部策展人，负责展览、修复、收购文物。他曾说做这份工作不能仅仅熟读历史。当公众的艺术品位有所改变时，策展人也应该捕捉到这种变化。拉克罗特从小接触的歌剧、阅读、漫画与电影等爱好就这样帮助了他。他也对现代艺术充满兴趣，“在我看来现代艺术与古典作品摆在一起时应该是一样的。”为了建立奥赛美术馆的品牌，拉克罗特向法国政府争取到废弃的奥赛火车站，又开辟从19世纪中期到1915年左右的藏品，扩充奥赛美术馆的馆藏。改造非常成功，1986年翻新重开后，奥赛一跃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美术馆之一。
正是在奥赛美术馆之后，拉克罗特接手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成功、影响力最大的项目—卢浮宫改建与重启。1981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推出一系列文化项目，其中包括为期 年的大卢浮宫改建计划，希望改造、扩建旧址，还要重新整理馆藏文物。拉克罗特回忆，改建之前的卢浮宫“狭窄、喧嚣、杂乱无章、难以驾驭”，“每天（上班）都像在与一条蛇搏斗”。拉克罗特与负责执行改建计划的官员埃米尔·比亚西尼一同选择了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负责设计，接受了在古老宫殿的中央庭院里建造一个现代玻璃金字塔的方案。
卢浮宫改建后，游客争相排队进入。
金字塔设计引发当时社会的剧烈反响，许多人批评这是对古典建筑的亵渎，一些巴黎人认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在法国文化正中心设计的一个外国东西”，设计揭幕时，新闻发布会上的法语翻译甚至不敢将所有发言都翻译给贝聿铭听。拉克罗特却始终认为，贝聿铭是唯一的人选。在贝聿铭工作室见到设计模型的第一眼，他“先是震惊，然后立即被征服”。他联合法国七个博物馆馆长发表公开信支持贝聿铭的设计。这让拉克罗特遭到攻击。在巴黎坐出租车时，拉克罗特与司机闲聊。当得知拉克罗特是谁之后，出租车司机愤怒地指责他：“你太可怕了，你做了什么，这是犯罪。”
但拉克罗特不为所动。“只要社会能掀起讨论，就是好的。”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下卢浮宫改建后开馆的那个周末，“我们感觉到主流公众一下就接受了这个建筑”：“我听到游客们在画廊里的谈话，说觉得自己缴纳的税款被很好地利用了。是的，国家遗产属于他们。这些参观者中许多人之前从未踏入卢浮宫，是媒体对博物馆开幕式的报道吸引了他们。其中有许多人是第一次在博物馆里观赏艺术品。我甚至看到一对十几岁的兄妹在院子里跑，说：我们一定要带父母来看看这个！”
“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样大而突出的建筑减少了人们期待的那种博物馆应有的神秘感。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拉克罗特写道。“今天的博物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封闭起来，像某些美国大型博物馆一样闭塞。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艺术作品与生活的关系应该— 恰恰相反— 是开放的，博物馆应该变得人性化，这不会减少博物馆的权威性与人气。”
拉克罗特在卢浮宫内。
除了改建，他还丰富了卢浮宫的藏品系列，引入当代绘画作品，因为那也是“艺术史的一部分”。他的同事评价，拉克罗特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像个“好脾气的学者”，但他工作上行动力惊人，“是个绝对的实干家”。在推动改建计划时，拉克罗特彻底革新了卢浮宫馆长一职，将博物馆独立于政府体系之外，引入私人捐赠。在这之后，卢浮宫未来的调整与改革不再需要经过政府重重手续审批。他曾说自己将卢浮宫视为“一个非凡的整体”，不能接受任何人因行政权力划分或者政策变更而试图破坏博物馆作为艺术展览单位的整体性。他因此被视为现代卢浮宫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直到1994年退休。他终生未婚，没有孩子。退休后，拉克罗特又参与成立了国家艺术史研究所，继续关于意大利与法国绘画的研究工作。休斯敦美术馆馆长加里·延特罗对《纽约时报》说，拉克罗特“是真正了不起的法国策展人与博物馆管理人员，他这样的人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改变了法国博物馆领域，创立了得以持久延续的机构”。
1989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右）与贝聿铭握手，贝聿铭身边的是拉克罗特。
拉克罗特的一生从未离开过艺术品与博物馆。他说自己在博物馆里呆了五六十年，做过的笔记先是保存在鞋盒里，后来被录入电脑中。今天的博物馆与他年轻时看到的已经大不相同，科技手段帮助观众更好地观赏作品，也让研究人员搜集更多信息。“今天我想咨询与讨论艺术的人，比我年轻得多。”唯一不变的是他对艺术藏品的绝对热爱。在个人回忆录的开篇拉克罗特就写道，自己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强调，在战后的灰暗与摸索时期之后，我们依然在为恢复、研究法国艺术史努力”。
“我希望记住我们的胜利与失败。我们在为一个并非所有人都看好的学科努力着。”
撰文— 林湃 编辑— Y
图片— AFP、Jean-Pierre Couderc_Roger-Viollet Gérard Rondeau, Agence V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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