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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不相信眼泪 塔利班卷土重来

摘要: 20年后,塔利班横扫阿富汗的城市与乡村,卷土重来。在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的绝望民众紧紧扒着飞机。许多媒体担心阿富汗女性与文化人士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女博士、国营电影协会的第一个女性主席萨赫热·卡里米在塔利班重来时发表公开信,泣血恳求外界对阿富汗的妇女儿童和艺术家施以援手。“请世界不要保持沉默,他们要来杀死我们了。”

20年后,塔利班横扫阿富汗的城市与乡村,卷土重来。在喀布尔机场,试图逃离的绝望民众紧紧扒着飞机。许多媒体担心阿富汗女性与文化人士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电影专业女博士、国营电影协会的第一个女性主席萨赫热·卡里米在塔利班重来时发表公开信,泣血恳求外界对阿富汗的妇女儿童和艺术家施以援手。“请世界不要保持沉默,他们要来杀死我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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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热· 卡里米错过了一班离开喀布尔的飞机,她当时觉得自己的生命也许要进入倒计时了。她离开得极为匆忙,什么也没有带走。房子与车子都留在原地,存款也没有来得及取出。卡里米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个获得电影专业博士学位的女性,还是阿富汗国营电影协会的第一个女主席。但逃离的当下,她只是一个惊慌失措的普通人。比起自己的安危,她更担心同行的家人们。卡里米对路透社回忆,离开阿富汗之前的最后一个周日,她在喀布尔的一家银行外面排了三小时队想要取款。银行经理突然走过来催促她离开,远处响起阵阵枪声。


跑,快逃跑— 卡里米就是在那时决定,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兄弟与侄女逃离。在喀布尔的机场,数千名像她一样害怕的阿富汗人涌入登机处,希望离开这个一夜变天的地方。几天之内,塔利班横扫阿富汗的城市与乡村,这个国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纽约时报》评价:“在一片恐慌与混乱中,塔利班武装分子涌入阿富汗首都,阿富汗政府与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以一种迅速而令人震惊的方式结束。”喀布尔街头,有人用白色油漆把穿着西化、露出头发与面孔的女模特海报涂抹干净。许多媒体担心阿富汗女性的生存空间将被大大挤压。离开祖国之前,卡里米就在社交网站上发表公开信:“世界不应该对我们置之不理。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需要你们代表阿富汗的妇女、儿童、艺术家和电影创作者发声。”她写道:“请帮助我们,让世界不要抛弃阿富汗。”


2019年,卡里米出席威尼斯电影节


“我们被出卖了”


卡里米录下了自己在喀布尔街头奔跑的画面。离开银行后,因为街上过于混乱,她与其他路人不断奔跑,逃离逼近的枪声。“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了,我们被留在原地。为我们祈祷吧。”卡里米在视频中说道。她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巾,因为奔跑气喘吁吁。“请世界不要保持沉默,他们要来杀死我们了。”


她又在推特上留下绝望的文字:“喀布尔的晚上很安静。打开窗户是夏天的晚风,探出身子就能感受到。(这里)现在却充满了直升机与战斗机的声音。这些枪击事件让我们心碎,我们被出卖了。”


8月13日,卡里米发表长信向国际社会求助。这封字字泣血的长信中满是对塔利班暴行的指控:“在过去几周里,塔利班已经获得了许多省份的控制权。他们因为不满一名妇女的穿着把她杀害,他们挖出一个女人的眼睛,他们折磨、杀害了一个备受喜爱的喜剧演员,他们还杀死了一名历史学家和政府中主管文化与媒体的负责人。他们让成千上万的家庭流离失所。”“我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写下这封信。希望您能与我一起保护我可爱的同胞们,尤其是电影制作者们,免受塔利班侵害。”


卡里米接受法新社采访


卡里米的逃离被视作阿富汗女性与文化人士命运的缩影。2018年,卡里米还是那个在节目《侣行》中被主持人形容为“我见到的第一个非常快乐地在阿富汗生活的女人”,当其他女性对着摄像机掉眼泪时,卡里米对着镜头大方露出笑容,她的办公桌上还有苹果手机和电脑。卡里米身边的人形容,见到她的第一面“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她戴着手表,用手机打电话,桌上还摆着车钥匙,车钥匙旁边是一副太阳镜,阿富汗怎么会有这么时尚的女人。在一个被塔利班黑暗统治五六年的地方,怎么还会有这么时尚的人,这样时尚的人怎么能活到现在?”


卡里米知道,自己是塔利班的“眼中钉”。今年阿富汗变天之前,她一直是游离在传统社会之外,如影随形的只有塔利班逐步逼近的阴影。卡里米在阿富汗出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度过青春期,她的父母是第一代前往伊朗的阿富汗难民。15岁时,卡里米在两部伊朗电影中扮演女主角,由此进入电影世界。她之后前往斯洛伐克,从本科开始一路读到电影与导演系博士。求学期间,她拍摄了《轻风》等纪录片和短片。


阿富汗民众乘坐飞机离开


卡里米对独立新闻网站Fai r Planet 说,她把这三个国家都视为自己的故乡,但她记挂最深的还是阿富汗。童年时,塔利班关闭阿富汗当地的电影院,禁止旅游,也不允许当地居民看电视。卡里米的母亲曾经学习过文学,在家给孩子们讲故事,打发时间。卡里米回忆,母亲讲的故事成为她日后拍摄电影的最初启蒙,她的家里总是充满玩乐与欢笑,战乱一度离她很远。卡里米的父亲曾是大学教授,思想开放,也曾在国外求学。“他从来没有歧视过作为女儿的我。”


从斯洛伐克毕业后,卡里米选择回到阿富汗,因为“那里是我的家”:“我想为阿富汗的变化做出贡献,但如果呆在这么远的地方,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简单的决定,但我爱阿富汗,我觉得我有能力为这里的妇女权利做出改变。”她回到故乡,成立“卡皮拉多媒体之家”,扶持阿富汗本土的独立电影人。她拍摄了《寻梦》和《车轮后的阿富汗女人》,获得国际影坛好评。2019年,卡里米申请出任阿富汗国营电影协会的主席。她是五个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


上任之后卡里米做的第一件事是,为协会中的人们介绍、引入电子邮件。也是在这一年,她执导的电影《哈瓦,玛利亚姆,阿伊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首映。卡里米在《侣行》中说,全世界都将阿富汗视为战争的代名词时,她希望让世界看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1975年,喀布尔工业大学的女学生


“有人说我的电影风格很中欧,我很高兴大家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希望改变世界对阿富汗的看法。许多阿富汗女性经历的问题,也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女性在面临的危机,比如怀孕、离婚。媒体总是寻找陈腔滥调的故事,我希望提供一些关于阿富汗女性的新视角。”卡里米说。“我在欧洲的思维方式下接受教育,在自己的家庭中获得解放。每个人都支持我。我知道如果我只呆在阿富汗或者伊朗,我不会成为今天的卡里米。”


这正是卡里米在今年8月塔利班重回阿富汗之后奋起抗议的原因。“他们不支持艺术,他们永远也不会支持、尊重文化。他们害怕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卡里米对路透社说,塔利班希望女性“隐形、不被看见”。塔利班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们将保证女性在“伊斯兰框架下享有权利”。


“没有人相信塔利班说的话。”一名阿富汗女性对美国CNN 新闻网说。这个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逃离的女性没有透露自己的名字。“我与那里的许多人还有联系,现在没有妇女敢离开家,每个人都呆在家里,有工作的人也不敢出去。大家都害怕塔利班会阻止他们,或者让大家陷入危险。”英国《卫报》观察,8月初的喀布尔街上还有妇女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现在“大街上几乎完全没有女人”,为数不多出现的女性都穿着传统的蓝色罩袍,所有女性都由男性监护人陪同,“外出买菜这项简单的工作对她们来说已经变得极其危险”。


8月,喀布尔一家美容院的工作人员从墙上摘下印有女性模特的广告。


“现在的她们走得很快,充满恐惧,眼睛不断瞟向在街道上巡逻的塔利班战士。”《卫报》写道。同样引起媒体担心的还有阿富汗的文化遗产。1996至2001年塔利班统治期间,绘画、摄影、电视电影与舞蹈、“非伊斯兰的消遣活动”等娱乐形式都被禁止。阿富汗文化部部长2002年对《纽约时报》说,国家“大约80%的文化都被摧毁了”。阿富汗有一支名为“布卡”的独立女子乐队,她们从没有在国内举办过任何演出,全世界“只有10个人知道成员的真实身份”,需要蒙面表演。塔利班公开宣布,如果确认、抓住任何一名布卡乐队的成员,就要在喀布尔最大的体育场里对她们处以极刑。


这也是许多人担忧卡里米可能有的命运。让许多人松一口气的是,她还是成功离开了阿富汗。错过第一班飞机之后,她与土耳其和乌克兰官员取得联系,几小时后被带到机场的另一边,与她的兄弟和六个侄女一起登上飞往乌克兰的飞机。卡里米说一旦确保家人安全,她就会“立刻返回工作岗位”,哪怕她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殊途同归,那些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扒着飞机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2014年,卡里米曾在联合国难民署的采访中说,她不相信“塔利班历史会在阿富汗重演”,她承认这可能是盲目乐观,但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在过去10年里已经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撰文— 林湃 编辑—Y 图片—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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