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致敬杂志人

《生活》杂志主编，后来也成为《人物》杂志创刊人的理查德·施托莱离世，享年92岁。生逢纸媒黄金时代，施托莱年纪轻轻在编辑部崭露头角。不过这仅仅能说明他过人的天赋、敏锐的嗅觉、良好的新闻专业训练。而纵观他六十年事业，真正让他在杂志时代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却是他的价值观，他的态度。

20世纪70年代，名流八卦是所有杂志的销量担当，哗众取宠的英文读物比比皆是。这个“算法”，施托莱比谁都清楚。他总结的规律是：“漂亮的比丑的好卖，年轻的比老的好卖，电影比电视好卖，电视比体育好卖，任何东西都比政治好卖……最好卖的是死去的名人。”然而，他并没有用这种套路捆绑自己，相反，他说，别人的封面在卖名人光环，而他对人物的选择是“个性”。《人物》封面人物的选择标准是：平凡人做非凡事，非凡人做平凡事 —非同寻常环境里的男女，不一定是名人，比如越战中牺牲士兵的遗孀。1960年代人们更关心政治，但十年之后，大众兴趣转向了人性。只有这样的“人性”，才能让读者在报摊前驻足。

1963年11月22日，施托莱作为《生活》驻洛杉矶首席记者，急奔达拉斯肯尼迪遇刺现场。听说有业余人士拍到了现场录像，凭借大致了解到的姓氏，他在电话簿黄页上锁定一个人名。每隔15分钟打一次电话，直到有人接听。施托莱心急如焚，但对方说明天早上才能见面。施托莱事后回忆说，“第六感告诉我，这个时候不要催促。”第二天他特意提前一小时到达，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没过多久，大批记者已经围在当事人住宅外。拍到录像的扎普鲁德多年后告诉媒体，他为什么单单把如此珍贵的影像交给施托莱，而不是出价更高的其他记者 —“因为他举止像一个绅士。”施托莱也并没有辜负这样的君子之托，录像中肯尼迪被子弹爆头的惨烈画面，并没有登在杂志上。有所不为，保住了肯尼迪的尊严，守住了一代纸媒人的底线。

本期《改变者》专栏致敬日本《文艺春秋》评论家立花隆。他代表的是智识上的巨人，新闻手艺上的登峰造极。这种智识来自于对世界极其旺盛的好奇心，还有严格求学方式的积累。在他去世之后，有同行感慨“像他这样的存在，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的确如此，立花隆每天清晨读8份报纸并摘抄。如今要找出8份报纸，也许勉强还有，但报纸杂志的意义在于好编辑的筛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了好编辑，纸媒在网络流量时代，不再有令其出色的因素。幸好，在一个速度不是那么快、阅读仍被推崇的社会，《文艺春秋》还活着，快一百岁了。

撰文— 周轶君（资深国际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