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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界苹果”吉利德,特效药背后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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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夜之间,可能对新冠肺炎疾病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被推到聚光灯下。它的制造商吉利德公司成立仅33年,专攻病毒疾病研究。因为大胆收购新厂、股票表现好且产品盈利能力强,一度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生物科技界的苹果公司”。吉利德曾靠丙肝特效药赚取高额利润,却因疗效太好,市场逐渐萎缩,盈利空间减少,又被批评药品定价太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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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可能对新冠肺炎疾病有效的药物“瑞德西韦”被推到聚光灯下。它的制造商吉利德公司成立仅33年,专攻病毒疾病研究。因为大胆收购新厂、股票表现好且产品盈利能力强,一度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生物科技界的苹果公司”。吉利德曾靠丙肝特效药赚取高额利润,却因疗效太好,市场逐渐萎缩,盈利空间减少,又被批评药品定价太贵。大型制药企业常以耗费大量资源开发新药为由,给药品设置高昂定价,无力负担的患者不得不选择仿制药。在生意与性命之间,制药巨头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应该如何平衡?


吉利德创始人迈克尔·瑞尔丹和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合影。

吉利德创始人迈克尔·瑞尔丹和美国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合影。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是吉利德董事会主席。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是吉利德董事会主席。


“瑞德西韦”,这个名字略显拗口的药物在2020年的开端被推到聚光灯下。1月31日,权威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介绍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在治疗美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案例中发挥的作用。一夜之间,原本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的瑞德西韦被坊间传成“新冠神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论文发表后的第一个股市交易日,研制瑞德西韦的吉利德科学公司的股价上涨超过5%。瑞德西韦与吉利德在互联网上被唤作“人民的希望”和“积了德”。


与拜耳、罗氏等百年药厂相比,成立仅33年的吉利德可算“新秀”。2015年,吉利德因股市表现良好、产品盈利能力强,被《华尔街日报》称为“生物科技界的苹果公司”。在瑞德西韦引发全球关注之前,吉利德公司也像一些大型制药厂一样,在药物疗效与盈利能力的困境中挣扎。对制药企业来说,药物与商品、疗效与商业可持续性之间,尚有一大段灰色空间。


迈克尔·瑞尔丹为人低调,近年已不再公开露面。

迈克尔·瑞尔丹为人低调,近年已不再公开露面。


神秘创始人

1987年,吉利德公司在美国加州成立,原本名叫“Ol igogen”,后来才改名为吉利德。这个名字可能源自《圣经》中的“吉利德香膏”。根据《圣经》的记载,这种香膏有治愈疾病、抚平创伤的功效。吉利德的创始人迈克尔· L · 瑞尔丹当时只有29岁,他在哈佛大学和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取得了生物、医学和工商管理的文凭,毕业后曾在加利福尼亚门罗风险投资公司工作。这样的背景给了瑞尔丹大胆的资本运作理念和以事实为行动依据的准则。瑞尔丹像商人与科学家的结合体。他为人极为低调,几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社交媒体。吉利德成立之初,瑞尔丹就确定了公司专攻病毒疾病治疗的路线。在1994年的一段电视采访中,瑞尔丹直言吉利德的目标就是攻克那些“无法治疗,或者仅能做少许治疗的病毒疾病”。


这种有前沿性的目标注定了吉利德的未来充满风险。有股票分析师提出,吉利德的产品针对的疾病都不是罕见疑难杂症,而是患者人数较多且病情相对严重的疾病,这也意味着公司只要有成功的产品,就一定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公司成立后,瑞尔丹发挥融资特长,希望获得美国政经界大人物的背书。吉利德成立不满一年时,瑞尔丹曾致信沃伦· 巴菲特,希望他加入公司董事会,但遭巴菲特拒绝。随后,瑞尔丹成功拉拢唐纳德· 拉姆斯菲尔德,后者曾任两家全美500强企业的行政总裁,2001年成为美国国防部长。就任国防部长前拉姆斯菲尔德抛售了他手中的吉利德股票,获得超过500万美元的收益,足见吉利德的发展之成功。


通过在资本市场中率先行动的魄力,瑞尔丹在公司成功研发新药物之前已经为吉利德积攒了大量资金。如果“画大饼”是一门技术,瑞尔丹毫无疑问是个中高手。1992年,吉利德在纳斯达克上市,而公司的第一款新药西多福韦在四年后,也就是1996年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之后,吉利德又推出抗艾滋病药物特鲁瓦达以及抗流感药物等产品。


比制药经历更引人注意的是吉利德的投资历史。为了在抗病毒药物领域占领更多市场,吉利德多次高价收购尚未有新药上市的新兴制药公司,神奇的是多次押对宝。1999年和2003年,吉利德分别收购了制药公司NeXstar 和Traingle,这两家公司的药物随后都成功获得上市许可。2009年至今,吉利德收购了数十家公司,在尽量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扩大产品线。为什么吉利德总是如此幸运?这也许与公司的研发思路有关。吉利德做的不仅是烧钱,而是像苹果公司一样,将买到的新专利、新技术与公司原本的产品相融合,提升药效或者减少患者服药时的不便。以艾滋病患者为例,他们每天可能需要吞服数十种药物。吉利德将收购后获得的技术与自己的产品结合后,推出复合型用药,患者每天只需口服一片即可。今天,吉利德仍然是全美少数掌握类似核心技术的公司之一。


对吉利德这样一个发展路线有些冒险的公司来说,想要在百年药企巨头之间存活,必须有大胆的商业行动和务实的研发理念。瑞尔丹曾经亲自负责吉利德的每一次招聘,希望每个员工与公司的想法都能保持一致。他在一份给董事会和员工的公开信中写道,吉利德的7个关键字中最重要的是“数据”:“公司的行动必须以冰冷、坚不可摧的科学和药学事实为依据。”除了“数据”,吉利德还提倡创新、团队合作、敏捷、坚持、正直和享受——“创造、发展和生产新药物是艰巨的,每一种药都是坚持的产物。”在这封信中瑞尔丹甚至畅想,希望吉利德的科学家能帮助今天的世界,“像抗菌素消灭细菌一样,对抗病毒”。1990年,瑞尔丹在华盛顿参加研讨会时曾说,吉利德当时只有35名全职员工,几乎都是在实验室工作的研发人员,还有学者和制药学专家,其中不乏国际抗病毒研究学会主席等重量级人物,因为“我们对科学有无与伦比的尊重”。但1997年,瑞尔丹突然离开吉利德公司,在一家销售公司Beaufor t 12担任行政总裁,之后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他的行踪太过神秘,2018年社交问答网站Quora 上还有人提问:“瑞尔丹去哪儿了?”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瑞尔丹离开后,吉利德的好运还在继续。2011年,吉利德耗资110亿美元收购丙型肝炎病毒药物制造商Pharmasset公司。这是公司成立至今最大的一次豪赌之一。Pharmasset当时正在开发治疗丙肝病毒药物,但产品尚未上市且公司已有9000多万美元的亏损。吉利德“接盘”、整合后,Pharmasset旗下三款药物成功上市,丙肝治愈率因此提升至超过90%,治疗方法也从原先的需要注射变成只需口服。吉利德当年的年收入打破公司历史纪录,市值也比收购前翻了五倍。辉瑞、强生、拜耳等大型制药公司的产品从药品延伸到化妆品、日用品,吉利德依然守在抗病毒药品这个无比重要的阵地中。


可惜的是,吉利德的风光没有持续很久。2016年开始,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下滑。部分原因在于丙肝药物疗效太好,丙肝患者的数量减少,其他制药公司也推出疗效相当、价格更便宜的新药,吉利德的业务因此受到影响。2018年,吉利德任命丹尼尔· 欧戴为新任CEO。欧戴曾经掌舵瑞士制药大厂罗氏,擅长癌症药物推广与销售。2014年,埃博拉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吉利德也将目光投向癌症与冠状病毒等领域,希望抵消丙肝药物市场份额缩减的影响。虽然收益有所下降,吉利德依然保持着研发热情。2019年,医药行业咨询公司IDEA Pharma 还将吉利德列为全球制药创新指数第一名。


也许在今年1月一夜爆红之前,谁都不会想到当时仅作为“安慰用药”的瑞德西韦会在新冠肺炎患者身上发挥作用。也很少人知道这个当时无人了解的药物背后其实还有华人身影——瑞德西韦由吉利德执行副总裁杨台莹主导研制。杨台莹来自中国台湾,在台湾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在南加州大学攻读有机化学博士学位,曾带领吉利德的研发团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款针对HIV 的复方单片药物。新冠疫情之前,吉利德将瑞德西韦定位为治疗埃博拉、SARS 和MERS 等病毒的产品,但瑞德西韦对埃博拉的治疗效果并不突出,因此迟迟未能获批上市。


2020年2月瑞德西韦走红后,吉利德宣布与中国合作展开临床试验,无偿提供药品供患者使用。2月14日,路透社报道称瑞德西韦有效减轻了猴子身上的MERS冠状病毒引发的症状,可能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个突破。对于今天的吉利德来说,瑞德西韦的实验又是一次性命攸关的豪赌——2020年的吉利德在中国成立总部仅3年,只有8款药品在国内获批上市,公司在美国的市值较2015年巅峰时跌落近一半。如果瑞德西韦被证实的确有效、能够顺利正式获批上市,吉利德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2007年,一群为艾滋病患者发声的活动家在华盛顿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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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瑞士诺华公司不要因便宜仿制药的专利问题起诉印度政府。


2017年,图灵制药创始人马丁·什克雷利因涉嫌诈骗等罪名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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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界的未来

除了瑞德西韦,浏览关于新冠疫情的新闻时不难发现,至今似乎没有另一种名气足以相提并论的药物出现,全球大型制药厂对研发新的疫苗也仿佛兴趣缺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新型冠状病毒的疫苗有望在18个月内研制成功。但应该由谁来牵头疫苗研发工作?英国BBC 新闻网就在报道中点明这个略显奇怪的事实:“全球四大药厂保持沉默,新冠疫苗难现曙光”。


文章提出,虽然市场明白任何能成功研制新冠疫苗或相关药物的公司都能从中轻易赚取多达数十亿美元的收益,但药物,特别是疫苗的开发非常困难,往往需要大量时间与金钱。病毒能够快速变异,哪怕疫苗研制成功也可能过时。如果不是可能“歪打正着”,吉利德这样的制药公司也未必会投入资源为一种新型疾病研发新药或疫苗,因为疫苗成功获批上市时,疫情可能已经得到完全控制,疫苗的销售可能会是问题。它暴露的正是医药研发行业的变化——创新生物技术药企迎头赶上,大型药企的转变迫在眉睫。


在过去,制药公司与生物技术公司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区别,制药公司更商业化,更由市场主导,生物技术公司则更希望通过创新和生物手段解决某个医学难题。但今天,生物技术公司的商业化程度日趋成熟,制药公司,特别是跨国大型制药公司,在成本和监管等方面受到掣肘越来越多。大型制药公司往往手握许多销量好、安全稳定的日常药品配方,比如退烧药、止痛药等,它们是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贸然投入大量资源研发新药,在商业上并不可取。根据《福布斯》杂志2013年的数据,一家公司需要花费3.5亿美元才能将一种药物成功从研发走到上市。大型制药公司可能同时开发多个新产品,花费甚至可达50亿美元。《福布斯》就预言,生物科技公司才是制药界的未来。


“过去10至20年间,制药界在创新方面几乎没有大突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官员曾这样批评。2019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品中,78%用的都是市场上原有的专利。生物技术公司在开展新研究时可能更灵活、更爱冒险,他们愿意尝试各种可能的办法来寻找突破,无论是整合专利,还是使用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这让生物科技公司成为市场最新的宠儿。《纽约时报》就观察到:“美国市场对生物科技公司的收购热情正在上升,买家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越来越高。”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对大型制药公司还是生物技术企业来说,开发新药都是一条艰难而漫长的道路。


2002年,一名艾滋病患者需要服用多达14种药物

2002年,一名艾滋病患者需要服用多达14种药物。


2019年,乌克兰一名护士正在给孩子注射麻疹疫苗。

2019年,乌克兰一名护士正在给孩子注射麻疹疫苗。


性命与生意之争

正是因为药物和疫苗研发的价格往往是天文数字,药品价格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哪怕是吉利德这样的新秀公司,也因特效药的价格问题引发过争议。吉利德生产的一种丙肝特效药一片售价1000美元,完成整个疗程需要8万4000美元。这个定价曾被美国官员斥为“不合理”。《纽约时报》当时提出,攻克顽疾的特效药研发时间长,丙肝患者人数众多,不少人的生活深受疾病困扰,因此药品定价较高,在一定层面上合理。但丙肝患者人数逐年减少,丙肝药物市场萎缩,吉利德等制药公司的利润空间减少。这也反映了制药公司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制药公司是为股东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为了让公司长期存活而提高药品价格是否可以接受?药品的价格是否应该像普通商品一样只受市场影响?


现实显然是,许多患者无力接受昂贵药物。电影《我不是药神》中主人公“程勇”的原型陆勇身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他服用瑞士诺华公司药物“格列卫”两年,花费超过56万元人民币。改用印度仿制药后,花费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格列卫成功上市之前一共耗费50年研究、申请许可,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为了维持公司长期发展,售价必定不会便宜。印度虽然号称“全球药房”,2020年的药品市场规模可达到550亿美元,但大量仿制药物将扼杀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让他们不再有资源与动机去研制新药。仿制药的副作用将对患者有什么影响,也是一场生命的赌博。美国制药巨头强生的前列腺癌药物阿比特龙每月治疗费用为1万美元起步,而且无法治愈疾病,只能延长患者生命。强生公司在官网上写道:“公司有义务确保销售的药物为未来研发所需要的资源投资。”


强生公司的这个说法遭《大西洋月刊》驳斥,认为大型制药公司只是在打着研发的幌子疯狂捞钱。文章举例,将美国、欧洲与加拿大最畅销的20种药物的价格对比后会发现,这20种药物的价格差异带来的累计收入已经足够支付15家大型制药公司的所有药物研发费用。比起科技公司甚至汽车零件公司,制药公司的研发成本都不是最多的。制药公司将收获的巨额利润投入营销,在一些政策尚未完善、不够透明的国家里形成“钱生钱”闭环。“昂贵的药品扭曲了研究重点,它强调公司的财务收益而不是病人的健康。”至今,美国仍然有约25%的糖尿病患者由于经济问题而用不上胰岛素。


因此,许多平民百姓的救命药很有可能成为华尔街投机分子的致富新手段。达拉匹林是一种治疗寄生虫感染的药物,针对有艾滋病等免疫系统问题的病人,每片成本不到1美元。2015年,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马丁· 什克雷利成立的初创公司图灵医药买下达拉匹林的所有权,一夜之间将药价从每片13.5美元上升到750美元。一盒30片的药品过去只需400美元,现在则需2万2500美元。什克雷利辩称涨价是为了保持公司正常经营,他因此在推特上被网友辱骂,最后被联邦调查局立案调查。


“我们(的医药系统)是一个全是引擎,却没有刹车的系统。”斯坦福大学医学与政策教授米歇尔· 梅罗对《时代》周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上任后要求制药公司将定价过程透明化,但至今没有更有力的行动。今年2月,美国公布2021年财政预算案,再次提到希望改变处方药的价格,让定价流程更透明。与财大气粗的制药公司的博弈必然不会轻松,2018年,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花费2800万美元用于政府游说,打破协会历史纪录。如果没有政府和政策的有力扶持,更多的天价救命药可能在未来出现,而普通患者只有吃仿制药或者倾家荡产治病这两种选项。


撰文— 林湃 编辑—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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