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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线者贝托鲁奇,一场激进的电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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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意大利影坛最后一位皇帝去世了”,11月26日,意大利导演、编剧贝尔纳多· 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因病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被认为是欧洲近50年来最受仰望也最富争议的电影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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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影坛最后一位皇帝去世了”,11月26日,意大利导演、编剧贝尔纳多· 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因病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被认为是欧洲近50年来最受仰望也最富争议的电影家之一。他一生执导过《巴黎最后的探戈》、《1900》、《戏梦巴黎》等20多部作品。凭借《末代皇帝》横扫第60届奥斯卡的九项大奖。他的作品紧紧围绕着政治与性,他从不吝啬于表达自己,更以大尺度的场面挑战着观众的伦理底线。与他合作过《末代皇帝》的演员陈冲发文悼念称,贝托鲁奇总是给她莫大的幸福感,“拍溥仪婉容和文绣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说:‘我好像(想)钻进来跟你们一起。’ 然而,他的语气神态毫无半点猥琐。就跟一个小孩很想要一盏阿拉丁神灯。”晚年时,贝托鲁奇因早期的强奸戏被卷入#METOO运动。他留给世人的形象并不完美,但在今天这个艺术之上“政治”优先的环境里,恐怕不会再有谁能够像他一样挑战禁忌,用如此坦诚的态度在电影里探讨人性。


2018年11月27日,人们前往罗马国会山向贝托鲁奇致敬

2018年11月27日,人们前往罗马国会山向贝托鲁奇致敬。


1973年3月14日,贝托鲁奇在伦敦出席他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的首映礼

1973年3月14日,贝托鲁奇在伦敦出席他的电影《巴黎最后的探戈》的首映礼。


生命的最后十几年,贝托鲁奇都是在轮椅上度过的。2003年的一场手术后,他就再也不能独立行走了。这对于需要在片场掌控全局的人来讲,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人们称他为意大利影坛的“末代皇帝”,但他留给人们的形象并不完美,尤其是在女权主义正盛的现在,他更显得“不正确”。在奥斯卡成为一场政治正确的盛会,人人为女权、LGBT 振臂欢呼,艺术之上“政治”优先的大环境里,他像一个另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有勇气像他一样挑战禁忌,用如此挑衅的方式试探观众。他的去世更像是一个电影时代的终结,那个忠于艺术、用坦诚的态度去探讨人性的时代,尽管,那充满争议。


贝托鲁奇生前的新闻,定格在了1973年《巴黎最后的探戈》那场臭名昭著的强奸戏上。当年他在未经女主角同意的情况下,拍摄了马龙· 白兰度(Marlon Brando)用黄油涂抹她的下体并强奸她的片段。“黄油”是临时起意,那是剧本里本没有的细节,因为贝托鲁奇想要的是“一个女孩的反应,而非是演员的表演”。贝托鲁奇曾经说过,他承认这件事“很恶劣”,他有罪恶感,但他并不后悔,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电影。似乎在贝托鲁奇的眼中,没有任何事情比电影更加重要。在得知凯文· 史派西因性骚扰事件被删戏份时,贝托鲁奇的第一反应也是,导演应该为换掉史派西感到惭愧,这是屈从于舆论压力。这段话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


但也许也正因为如此,他也显得弥足珍贵,就如同《巴黎最后的探戈》、如同《末代皇帝》如此特别一样,影坛上贝托鲁奇也独一无二。他是革新者,最擅长的是打破禁忌,创作出人们从未见过的电影。法国知名导演让·雷诺阿曾对他说:“你应该总是把门打开,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进来。不要过于严格地构建所有东西,那就没有空间去试验了。”贝托鲁奇称之为“梦幻般的建议”。在他看来,在艺术领域,争议性的、可疑的,甚至是公然冒犯性的想法和场景都可以在没有伤害的情况下得到探索。他执导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饱受争议。他毫不避讳地谈论最敏感的部分——政治与性,片中的人物常常游走在危险的边缘。他在《巴黎最后的探戈》中戏剧化地表现了女性和男性的性解放,却因破格的情色场面,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缓刑监禁四个月。然而他并不在乎,他会向采访中遇到的挑衅者扔出自己的围巾,并大方承认电影中的许多人物就是自己曾想象成为过的人,甚至是杀手。在贝托鲁奇的世界里,似乎电影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的电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看不出电影和生活有什么区别。”多年前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贝托鲁奇曾这样说道。电影对他的影响从出生便开始。1941年,贝托鲁奇在意大利帕尔马的郊外出生。他的父亲阿提利奥·贝托鲁奇(Attilio Bertolucci)是一名诗人和电影评论家,房子里到处都是《电影指南》,贝托鲁奇在文学和艺术氛围中长大。贝托鲁奇曾说过:“当父亲朗读我的诗,对我来说,就是小宇宙,我的世界。”十几岁时,贝托鲁奇就出版了一本诗集,获得了意大利维亚雷焦文学奖,这是他父亲在40岁时曾经获得过的奖项。他和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父亲经常带着贝托鲁奇去帕尔马看电影,他也逐渐痴迷于电影。贝托鲁奇的父亲与当时的小说家兼诗人皮埃尔- 保罗· 帕索里尼(pierre- paolo Pasolini)交情颇深,帕索里尼在1961年导演《阿卡顿》(Accattone)时聘请了贝托鲁奇担任助理。第二年,贝托鲁奇导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死神》(La Commare Secca),当时他还没从罗马大学毕业。


1988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左起,《末代皇帝》制作团队马克· 佩普卢、杰里米· 托马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加布里埃·克里斯蒂亚尼、维托里奥·斯托拉罗在1988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举着各自的奖杯。


《巴黎最后的探戈》的片场

1973年,贝托鲁奇(左)和马龙·白兰度( 中)、玛丽亚·施耐德在《巴黎最后的探戈》的片场。


激进的共产主义者

1964年,贝托鲁奇回到家乡拍摄了《革命前夕》(Before the Revolution)。这是他第一次在作品中融入政治色彩。片中出身中产阶级的知识青年,充满革命热情,但在政治上却无比迷惘,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徘徊,被看作是贝托鲁奇半自传式的电影。贝托鲁奇对于自己的政治立场一直很高调,除了早期受到激进共产主义者帕索里尼的影响,后来,他更师从了同样具有共产主义抱负的“法国新浪潮”奠基者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贝托鲁奇第一次看到戈达尔的电影是在1959年。作为毕业礼物,父母在贝托鲁奇高中毕业时让他只身前往巴黎旅行。他在那里待了一个月。那段日子他每天泡在电影院,见证银幕上的“法国新浪潮”。他那时看了戈达尔的《筋疲力尽》(Breathless),回到意大利后还向帕索里尼竭力推荐。带《死神》出席伦敦电影节时,他终于有机会跟戈达尔面对面,他将戈达尔视为自己的偶像、“精神上的父亲”。他早期的作品都有戈达尔的影子,贝托鲁奇对此也毫不掩饰,他认为自己的电影只分为两种:“前戈达尔”与“后戈达尔”。


关于贝托鲁奇的共产主义情结,还有一个说法是,贝托鲁奇在孩童时期第一次从农民的孩子口中听到了“共产主义”这个词,对于出身中产阶级的他来说这个词代表着英雄主义。1968年,贝托鲁奇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我生活在一种共产主义的梦想中。”他后来说。1969年,贝托鲁奇与帕索里尼、戈达尔和卡罗里扎尼联合执导了短片集《爱情与愤怒》,在片中表达了对政局的看法。贝托鲁奇还在1970年执导的《同流者》中直接批判了法西斯思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电影只有宏观叙事,贝托鲁奇的每一部作品都专注于细腻的人物刻画。他的第一部电影《死神》是一部谋杀悬疑的小作品,讲述一个妓女杀人的故事,用倒叙法来拼凑整个凶杀案的发生。贝托鲁奇把重点放在了人物刻画上,淡化案件本身。影片中,每个嫌疑人讲述一遍自己的故事,展示了意大利各个阶层的人物,有吊儿郎当的小偷、吃软饭的男人、二战后不被待见的士兵、同性恋、妓女、贫穷的小孩等等。正如贝托鲁奇自己所说:“我拍这部电影就是为了尝试诠释人物的心理状态。”


2013年11月19日,贝托鲁奇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星星留名

2013年11月19日,贝托鲁奇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星星留名。


“性是一种新的语言”

随着作品越来越受欢迎,他开始质疑政治电影制作的可行性。因为在贝托鲁奇看来,自己“不能在商业环境下制作政治电影”。他在197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道:“电影越具革命性,公众接受得就越少。”在这一时期,《巴黎最后的探戈》问世。这部电影讲述一个美国商人与一名年轻法国女孩之间一段以性为驱动力的关系,因包含太多大胆的性元素,在多个国家被禁。从这部电影开始,贝托鲁奇开始逐渐摆脱了政治理想主义导致的内疚,并开始了一场“性革命”。在当时的采访中,他将性称为“唯一看似真实的东西”和“一种新的语言”。


这与他从事精神分析的工作有着极大的关系。在他的这些突出情色的电影中,很明显地体现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电影中的角色因性的冲动,做出那些疯狂的举动,贝托鲁奇擅长用情欲抓住观众的心理、展现人性。《巴黎最后的探戈》就来源于贝托鲁奇的性幻想。有天夜里,他梦到和一个美丽的女人在街上偶遇,交欢。在《月神》、《革命前夕》中也都能明显地感觉到俄狄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一以贯之。在他最负盛名、最传奇的电影《末代皇帝》中,自幼失去双亲的溥仪也对乳母有着极度的依赖。


他从1969年起就断断续续地从事精神分析工作,他也是首届欧洲精神分析电影节的主席。贝托鲁奇开始精神分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名太早”。他曾在采访中表示,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拍了三部电影,“我觉得我的生活很不舒服,感觉自己在沙漠中哭喊,但没人能听见”。而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早期的电影也如他本人一样,非常封闭,“就像海胆一样,很难让观众看懂”。实际上,当时几乎所有的电影都是如此。在贝托鲁奇看来,这样的电影有点惩罚观众,当时的电影人几乎不寻求反馈,不寻求对话,他对此“感到窒息”。他想听听观众的反应,和别人交谈,而不仅仅是和自己交谈。贝托鲁奇承认精神分析是自己创作的一贯主题,称弗洛伊德为他装上了第二个镜头,把人的灵魂推进了显微镜,更把自己的灵魂也推了进去。与贝托鲁奇合作过《末代皇帝》的演员陈冲发文悼念他时说:“《末代皇帝》的制作像是一场八个月的的婚礼,庞大热闹而混乱,而我做了八个月的新娘,每天等待着贝托鲁奇将盖头掀开,又一次爱上我…… 拍溥仪婉容和文绣在床上做爱的时候,他说:我好像(想)钻进来跟你们一起。然而,他的语气神态毫无半点猥琐。我看的出来他真的好想,就跟一个小孩很想要一盏阿拉丁神灯。”


与著名美国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不同,贝托鲁奇非常欢迎对他的电影进行精神分析解读,他非常愿意将这些解读与自己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贝托鲁奇曾告诉媒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根本无法将两者分开。他对待电影是开放且无私的。美国《综艺》杂志曾这样评价贝托鲁奇的电影:“即便他给好莱坞拍过电影,与大片厂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贝托鲁奇仍一直把电影当作内心世界的真实投影。”


撰文— 朱怡 编辑—万有道 图片—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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