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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轶君:“反性骚扰之春”与第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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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头来看,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在性骚扰指控中断送前程,犹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开端——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在抗议声中出逃,一个数十年不可撼动的权力大佬倒下,鼓励了无数受害者站出来,示范效应蔓延,波及英国国防大臣法伦、威尔士前社区和儿童事务部长(后来自杀)、《艺术论坛》出版人奈特·兰德斯曼、对冲基金高管Greg Jensen、美国导演托贝克、动作片明星史蒂芬·席格……名单不断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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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

英国前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被爆曾对一名记者进行性骚扰。


多米诺骨牌还推倒了《纸牌屋》男主角凯文·史派西。作为他的影迷,如再不能看到他入木三分的演出,私心有些不忍。他曾说:“寻找角色的复杂性,比单纯演一个坏人或者好人更有趣。”然而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爱憎分明的时代,任何异议这时候都不合适。我的私心当然也不公正,难道史派西比韦恩斯坦外表讨人喜欢就可以容忍他“行为失当”?


反性骚扰的不限于女性,史派西的受害者多是男人。实际上女权主义,原意就指性别平等,而非偏向某一种性别的特权。涉及性骚扰的大佬们,多居于某个领域金字塔上端,身份地位带来一种默认的优越——“我若将你如何如何,便是垂青你”。从这个意义上讲,性骚扰,与性无关,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试探。最后挺身而出的受害者,被外界视为弱小力量抗暴,颠覆权力关系,好像大卫逆袭巨人歌利亚。这个普通人崛起的时代,人人都把自己当作大卫。


性是权力,性别首先要争取的则是权利。最近德国率先将“第三性别”列入公民性别选项。跨性别现象并非孤例,但这次德国的这位公民,不是以生活方式论断,而是实实在在提出科学依据:体内只有一条X染色体,不是男性的X和Y,也不是女性的两条X染色体,由此获得法院认可。


授予第三性公民身份,比不久前沙特授予女机器人公民身份更实在,更显国家意识的进步,而非公关。在西方世界,德国近年来越来越被视为自由派最后的希望之地。它的传媒、伦理、政府对外关系等,都坚守宽容、开放的价值观。德国总理默克尔,她的形象也早已超越生理定义上的“女性”。


一百年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提出:“世界这么大,一种性别怎够体验?”舆论哗然,揣测她是不是同性恋。伍尔芙并无同性恋倾向(也不重要),而是看到了所谓男与女的定义,不限于身体器官,而是思维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只是哪一种性别的表现多一些或少一些。未来的男女概念,恐怕将成为百分比的定义。


十多年前,大学者许倬云就指出,未来人类的重要命题是“人群如何重组”。近几年全世界中产阶级崛起,迅速冲击政治版图。将来人群重组的方式或许多元、交叉,但“价值观”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类别,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对于性别的定义与认同,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观。而价值观中的黑白二元对立,也注定会带来不少困扰。


撰文:周轶君

资深国际记者,现代传播新闻中心总监,《周末画报》新闻版主编。著有《离上帝最近》、《拜访革命: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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