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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新作撞击民族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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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备受瞩目的《刺杀骑士团长》问世后,如期遭到村上春树死忠粉的彻夜疯抢。就在新潮社公布增印计划时,村上新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忏悔型评论却在顷刻引来日本满城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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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对村上的自省态度极为反感,甚至还有极右翼网民提出网络封杀令。那么,《刺杀骑士团长》会触动日本人去反思他们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么? 穿插在小说中的评论是村上的良知发现还是刻意为之的政治投机?也许,只有时间可以给予公正的评判——伟大的小说从来都不是靠“政治正确”促成的。


远与近是一对奇妙的关系。习于近的不善于远,习惯考虑老远的事情的则怯于近。村上春树就是一个典型:在镜头前,面对记者关于他近作的提问,他会紧张到无法说话,眼神僵硬,但是说起核武器、世界和平之类却是侃侃而谈,好像后者才是他最熟悉的事。


《刺杀骑士团长》,村上的最新小说,很像一本为自己正名的书:他要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畅销作家,要证明他对当今世界宏大问题的关注不是摆摆样子。去年11月,他在领安徒生奖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每个民族都有阴影,每个社会,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明亮的、耀眼的一面必然伴随着相反的阴暗一面。”村上说,人们一次次企图将目光从阴影上、从那些阴暗面上转开,或者企图消灭那些阴暗面。因为人们想尽一切可能回避不看他们自己的阴暗面,他们身上的消极品质。但是,要做一座实心的三维雕塑,你必须有阴影。


都是冲着恐外仇外的欧美人说的,但“改写历史”也是冲着日本人说的,“改写历史”的事,日本人做起来是相当在行。村上说话的时候,大概已完成《刺杀骑士团长》这本在他看来有点“古怪”的小说新作了,这本小说里提到了南京大屠杀,这一日本当局改写历史时面临的最大“挑战”。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日本当代著名作家。29岁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且听风吟》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赏,

1987年第五部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日本畅销四百万册,广泛引起“村上现象”。

代表作还有《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1Q84》等。


冒险的假象

《巴黎评论》著名的作家访谈系列里早就有村上的一篇,在访谈中,村上说他根本没有作家朋友,整天忙着写书。这本《刺杀骑士团长》2月末上市,日本书店里的抢购者排成长龙。村上的御用设计师高桥千寻承担了全书的设计,分为上下卷的这本新作,上卷封面上有一把西洋剑,金色剑柄上有一个羊头的浮雕,下卷则是一把日本剑,剑柄上镶一枚红宝石。两把剑都是想象的作品,分别是根据十字军时代的剑和日本飞鸟时代的剑创作的。


《刺杀骑士团长》,颇为刺激的书名其实是书中一幅画的名字——这个手段很多小说家都爱用,一幅画、一首歌、一句童谣,听起来十分怪异,会误导读者,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村上的小说本身就是颇多冒险味道的,因为他惯于选择的主人公都是游荡者,这本书也不例外,主角是一个36岁的画家,理所当然地,他离婚了,得以自由行走。


离婚的男主角是无数日本男作家都喜爱的角色,从安部公房到大江健三郎,从村上春树到村上龙,一个个离婚男——或者虽名义上在婚内,但行为举止俨然是独身者——从他们笔下流出,面目模糊,踽踽而行。在安部公房的笔下,男主总是肩负着感知和折射社会冷漠的任务;而在村上春树和村上龙这里,独身简直就是“有故事”的必备条件了。


小说开头有一大段露骨的性爱描写,又是村上之类“后现代小说家”的拿手好戏:本来他们就喜欢作抽离时空的故事设定,性爱场面的出现便不需要扎实的理由,反而还能凸现所谓的“时代的迷茫与空虚”,也是争取读者的捷径——毕竟较少有读者会指控性爱描写“毫无必要”,那样会显得自己缺少情趣。


书出来后,中国人果然被媒体宣传的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吸引过去,主要是这样几句话:“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的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杀人灭口,我们不知杀了多少中国人。”


骑士团长杀人事件

2017年2月24日,日本东京。村上春树的新长篇小说《骑士团长杀人事件》在三省堂书店正式发售。

这是村上继《1Q84》后约七年来首部多卷新作。


村上春树

2016年10月30日,丹麦欧登塞。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和欧登塞市长 Anker Boye 、议员Jane Jegind

一同前往欧登塞市政厅。2016年的安徒生文学奖大奖授予了村上春树。


“植入”的良心?

在第二部中,村上更是发出了严肃的议论:南京平民被卷入战争并被杀害,这是无法否定的事实。有说法是中国人死亡人数40万人,也有说法是10万人,但是40万人和10万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单凭这几句话,村上就能得到相当多的来自中国的喝彩声。然而,喝彩的人并不知道这几句话的语境:它们在村上的故事里是不可或缺的吗?它们跟上下文是什么关系?


有日本评论家立即指出,村上是在讨好诺贝尔文学奖,讨好中国人,是他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就重大世界问题的发言的一种延续。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曾有一些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描写被屠戮的印第安人的血泪往事,虽然他们已几乎被遗忘,但其用心程度及其发自内心的正义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村上这种玩“后现代”的作家,如果仅以让书中人物议论几句的方式表明自己在某个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并就此被封为“良知”作家,是合适的吗?


2009年,村上发表了基于沙林毒气案受害者专访而写的《1Q84》,同年,他领取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在获奖演说里,村上说到了那个著名的石头与蛋的比喻。不过他为了配合耶路撒冷最大的争议话题——种族隔离,而把石头改成了墙。“不管墙有多么对,鸡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鸡蛋一边。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鸡蛋,是脆弱蛋壳包裹着的一个独特的灵魂。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一堵高墙,它是一个体系,它迫使我们去做那些我们身为个体一般不愿去做的事。”


人们说《1Q84》反映了村上的作家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不过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得如法炮制地看待《刺杀骑士团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跟村上的叙事是完全冲突的,要把它们拧在一起,前者势必迁就后者,失去了被严肃对待的价值,化为话语碎片中的一部分。


美国有位后现代小说家,也是诺贝尔奖的常年热门——托马斯·品钦,他在他的代表作《万有引力之虹》评论已发生的战争和可能发生的战争的方式,就是书中人一通接着一通的呓语,就此称赞品钦“反战”是十分荒诞的;另一位美国作家,1976年的诺奖得主索尔·贝娄,经常让喜欢严肃思考的主人公在玩世不恭的他人面前尴尬、出丑,然而在1970年出版的《塞姆勒先生的行星》里,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老塞姆勒,在谈到自己亲历的集中营时吐出长篇大论,仿佛就在昨日的痛苦随知性的自嘲溢于言表。


真正有诚意去触碰大是大非,就不能过于随便,以表态为满足,否则,他就应安心做个刻画虚无、刻画那种对什么都不当一回事的世风的行家。如果有日本读者为此厌恶村上的新书,他们不一定就是死不悔改的右翼,他们很可能只是反感村上的投机。村上这类作家,捏合现实与非现实,组成“冷酷仙境”式的超现实画面,让人物落在历史之外,他是最拿手的,也是他能吸引越来越新的年轻人类的根由所在,突然给他安一个无畏地说出真话的美誉,是有点可笑的。他说在墙与鸡蛋之间,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可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有没有真正的墙和真正的鸡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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