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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泄密者的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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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生失败者,一个理想主义但经验不足的“正常青年”,一个控制欲极强的自大狂,他们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三个泄密者,或者按英文的说法“吹哨揭发者”(Whistle-blower)。曼宁,斯诺登和阿桑奇,分别属于20岁、30岁、40岁年龄段,性格与经历迥异,一样的是这类人常有的“破碎人生”。很明显,这不是绝大多数人想要的生活,而三人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类似的选择,背后到底有怎样的故事?他们的人生,我们大概都单独了解一些,但把三人放在一起比较和发掘的时候,还是有出人意料的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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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8日上午,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陆军基地军事法庭上,法官丹尼斯·林德上校正式同意军事当局对情报分析员、二等兵曼宁最严重的指控“通敌罪”,判定他2009年12月向维基解密组织传送25万份美国外交电报、50万份伊拉克/阿富汗战场日志和两次空袭视频的行为是“帮助敌人获得情报”,这意味着即使不算其他21项指控,单这一项,今年26岁的泄密者曼宁就会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和他命运相连的两个人,此时分别躲藏在伦敦和莫斯科。维基解密组织创始人、42岁的澳大利亚程序员阿桑奇,名字源于养父的广东祖先“阿顺”,但现在一点都没有“顺”的感觉,正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避难。他只要走出这个住了1年多的大使馆,就会立刻被伦敦警方逮捕,并以“性侵嫌疑犯”的名义引渡给瑞典。曼宁被判“通敌罪”,那么对于同案犯阿桑奇而言,瑞典的看守所直通美国牢狱。

 

而30岁的前CIA雇员斯诺登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转机区,等待俄罗斯政府批准他暂时在俄政治避难的申请,阿桑奇的助手哈里森小姐和俄罗斯人权律师一道协助他。他向全世界揭露美国国安局(NSA)监控全世界的棱镜项目,美国政府在6月23日取消了他的美国护照,全球通缉,并且威胁包括中俄在内的所有国家不准收留他。

 

曼宁的律师和支持者认为他不是叛徒,而是伟大的“吹哨揭发者”(Whistle-blower)。这个词来源于足球裁判,自它诞生之后,美国公认最伟大的吹哨揭发者,是前兰德公司雇员艾尔斯博格,他于1971年把反映美国越战决策失误的“五角大楼文件”交给《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报刊,最终导致1973年美国在公众压力下从越南撤兵,这就是新闻史上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专门研究吹哨揭发者、著有《吹哨者:破碎生活和组织强权》一书的马里兰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阿尔福德(C. Frederick Alford)认为,曼宁、阿桑奇和斯诺登的生活轨迹和心理模式完全不一样。阿尔福德教授认为,曼宁是不计后果地大规模向外泄密,阿桑奇是“自我”过强,斯诺登才是经过认真思考的慎重自主行为,最能继承艾尔斯博格的衣钵,甚至揭发路径都是遵循艾尔斯博格“只给大报”的模式—棱镜揭秘就是互联网时代当之无愧的“五角大楼文件事件”。

 

能像曼宁一样接触美国军事外交情报网的有几百万人,能像阿桑奇一样自办新闻揭秘网站的全球博客至少有几十万人,能像斯诺登一样拥有NSA操作权限的有几万人,但现在是他们三人被美国治罪。那么这三人到底为什么有胆量,不计后果地对世界第一强权美国“吹哨”?面谈过很多吹哨揭发者的阿尔福德教授认为,虽然不存在什么揭发者心理模型,但驱使他们走出泄密这一步的往往是“震惊”:他们看到巨大的不公和特权内部信息,无法接受到必须迅速向上级或公众揭发。同时在性格上,他们往往偏执,有“社交困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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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宁:大声尖叫吓退战友

 

大兵曼宁几乎是“社交困难症”教科书般的典型,心理常常崩溃。根本无法想象,为什么美国能把这样连自己生活都料理不好的人,派往伊拉克军事基地,去做高度紧张心理条件下的情报分析工作。曼宁算是子承父业。他的父亲曾是海军情报分析员,在英国威尔士常驻的时候,认识了曼宁的母亲。后来一家人搬回美国,最后在俄克拉荷马州,曼宁父亲的家乡定居。退伍之后,父亲找了一个租车公司IT部门经理的职位,常常出差。母亲无法适应从威尔士湿润海洋气候到美国中部干燥气候的转变,身体很差,靠酗酒支撑,常常无法照顾年幼的曼宁和他的姐姐。每次父亲出差前,都要储备好食物,准备一些签好的支票和现金,让自己的孩子不至于饿死。曼宁从小就在“母弱父不在”的环境中挣扎自保,身材也不高,今天也只有1.57米,性格极度敏感,不安全感很重,随时担心被人抛弃。

 

曼宁2 0 0 0年上初中时,父母离婚,母亲搬了出去,这加剧了小孩内心的混乱。也是在这个时候,个性阴柔的曼宁开始怀疑自己其实喜欢男生。次年年末,他陪母亲返回威尔士,在那里度过了痛苦的4年,是英国同学欺辱的对象。20 0 5年,他决定彻底离开无法融入的英国学校、重病的母亲,返回美国和父亲一家同住。此时美国社会风气对同性恋非常宽容,他正式出柜,找了一份有关计算机的工作。与社会隔绝太久的曼宁,常常表现出自闭症状,不过继母帮他找到新工作、新住处、参加了一些大学课程,他也开始有了不固定男友。

 

2007年他报名参军,在密苏里州的新兵军营受训的时候,又重复了在威尔士学校的经历,心理崩溃,差点退伍。他往往靠大声尖叫,吓退欺负他的战友。2008年4月,军训结束,他被正式调入亚利桑那州军营,立刻被授予接触绝密信息的权限。

 

今天美国公众想知道,一个根本没正式上过大学、心理会崩溃的21岁新兵,怎么一下子就给他这种权限。现在看来,曼宁发现从来是被抛弃、被欺负的自己,突然拥有了信息世界的尚方宝剑—他进入了美国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的一个信息特权世界,他兴奋得不知怎么是好,竟然把他所在的秘密设施内部情景拍成视频,传到YouTube上和朋友分享,这种泄密行为遭到上级斥责。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权限,反而继续获得信任,当年8月,他被调到纽约州的军营集训,准备被派往伊拉克。

 

如果说之前他的人生和社会严重脱离,那么在2008年,大兵曼宁终于体会到美国社会完全接纳了他,真正的美国梦开始了。锦上添花的是,他迎来了第一份固定关系—他常常开车去波士顿,和一名学生共沐爱河。经男友及朋友们介绍,他在纽约州集训期间进入了波士顿、华府的黑客圈和同性恋圈,他发现了和自己相似的人群,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2009年10月,他被派往伊拉克,正式成为情报分析员,继而拥有了美国军事外交两大情报网SIPRNet和JWICS的最高权限。他几乎没有浪费时间,把这些信任和权限转化为自己的心理发泄—仅一个月后,他就主动和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联系,很快把他能下载的75万份文件全部交了出去,造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情报文件泄露案—缺乏安全感的“小孩”对体制发动了彻底的报复,而这个报复的逻辑,也只有他本人才能自圆其说。这75万份文件曝光,并没有揭露出美国外交官、军人的任何滥权和非法行为,但其实代价很大:暴露了美国外交人士在各国的联系网络,也有证据表明“基地”组织要求其成员学习这些美国资料,以便熟悉美国外交和作战模式,甚至本·拉丹本人也研读过关于阿富汗战场的资料。虽然军事当局指控曼宁“通敌罪”、“间谍罪”并不合理和公正,但这些材料最终在帮助美国的敌人了解美国,却并没有提升公共利益也是事实。从这方面说,曼宁并不是像艾尔斯博格那样的吹哨揭发者,而是一个人生失败者。

 

阿桑奇:控制欲从哪里来

 

没有阿桑奇的维基解密,曼宁无法“通敌”。而采访过阿桑奇的人,与他合作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大控制狂。

 

25岁才知道生父是谁,这对阿桑奇来说并不奇怪。他的成长环境是一团乱麻。养父和母亲开了一个巡回移动剧场,从很小的时候,阿桑奇就居无定所,也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归属感。他8岁的时候,母亲离开养父,嫁给了一个音乐家,这段婚姻3年后也结束了,随后母亲就带着阿桑奇在全国四处居住。他不停转学,如果待上一天的也算,那么阿桑奇在37个不同的学校念过书。这样的童年,造就了他对权威的天然反抗精神,非常自大并且有极强控制欲的人格—如果没有控制欲,无法整合过于凌乱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墨尔本平稳下来,他开始找到自己的归属—网络。16岁之后,阿桑奇自学成为黑客,和朋友成立黑客团体。在他20岁时,通过一个调制解调器攻入北电公司墨尔本终端、澳大利亚大学计算机系统甚至五角大楼。北电案发,他被宽容地以罚代刑,当庭释放。法官说:“如果你没有这么折腾的童年,我会判你入狱10年。”

 

在地理上没有家乡的他,在数码世界找到了主场。他有计算机方面的敏感,1993年互联网刚在澳大利亚开始发展的时候,他成了第一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开始制作互联网免费软件,研究网络加密和解密问题。他自学并参加了一些大学计算机课程,但没有从任何一所大学毕业。2006年,他创办了维基解密网站,希望提供一个揭露政权丑闻、推动社会变化的信息平台。为避免追捕,他在创办之后立刻去非洲和欧洲游历,再也没回过墨尔本。2006~2009年的各种小规模揭秘,让维基解密在黑客亚文化圈获得了声誉,这才让曼宁找到阿桑奇。

 

和曼宁不一样,阿桑奇有过短暂的婚姻,育有一子一女,目前由他的母亲在澳大利亚抚养。他在数码世界忙碌之余,常去找性工作者解决问题。2010年8月14日至18日,在和《纽约时报》、《卫报》等媒体联络公布美国外交电报事宜期间,他在瑞典分别和两位女士发生关系,因为没戴避孕套或者没有每次都获得同意,两位女士后来报了警。此时美国政府已经知道阿桑奇可能泄密,正在全面布控,瑞典检方出人意料地对他发出逮捕令。

 

2010年9月逃到英国后,他公布了伊拉克战场日志文件,11月开始公布外交电报。如果说瑞典抓捕阿桑奇的确是美国指使,那么效果上适得其反。阿桑奇的政治姿态很清楚:美国的“迫害”无法阻止他—在他熟悉的数码世界,任何对他的挑战,哪怕是美国政府的挑战,都会遭到他无情的报复。

 

斯诺登:典型吹哨揭发者

 

如果说曼宁心理不稳定、阿桑奇是自大狂的话,斯诺登相比起来算是正常。他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是国民警卫队官员,母亲是马里兰联邦法庭的普通职员。因为身体原因,他从社区大学辍学,28岁才获得一个网上硕士文凭。21岁时他报名参军,希望被派往伊拉克,觉得自己“作为人类一员有义务帮助人们反抗暴政”(因伤病未能如愿),这样的主旋律,当然来自为体制服务的父母。

 

虽然入伍不成,但是CIA招募了这个“根正苗红”、又主动表态报效国家的年轻人,做了一名计算机安全人员。2007年,他以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日内瓦,目睹了一系列CIA特别行动。2009年,他转而供职于NSA的一家合同商,获得了绝密权限。2013年初,他加入在夏威夷的NSA的业务承包商博思艾伦,一直到他拷走U盘逃向香港。

 

美国体制没有亏待过斯诺登,他也的确热爱这个体制,甚至相信这个体制。他不像曼宁那样公布全部文件,也不像阿桑奇那样反体制、有极强个人目的。所以他采取了艾尔斯博格在1971年的做法—和《华盛顿邮报》、《卫报》等主流媒体合作,让媒体自己决定什么适合公布。他发给《华盛顿邮报》和《卫报》40多页的ppt文件,两报只公布了8页,而《镜报》和《南华早报》没有再直接公布文件原文。显然斯诺登认为,媒体这“第四权力”依然有效,他只是不愿看到NSA的信息特权破坏他对美国民主的理解。

 

斯诺登是典型的吹哨揭发者,他也面临着如何收场的问题。按阿尔福德教授的描述,吹哨揭发者“震惊”于特权的存在、将其揭发之后,理想主义的荣耀光环散去时,他们基本会

过上长时间的“破碎人生”。在爆料的过程中,斯诺登已经体验到了大国政治对揭发事业的毁灭效果。在美国高压下,他只能向非民主国家寻求避难。他7月16日正式向俄罗斯申请暂时避难,俄罗斯吹哨揭发者、著名异议人士纳瓦尔尼18日被判5年监禁。

 

斯诺登要改善美国民主,却在美国政府的高压下,不得不在“独裁者”那里寄人篱下。这样的结果,大概是5月斯诺登搭乘夏威夷去香港航班的时候,没有认真想过的。和这样的结果相比,返回美国受审,可能更符合“Whistle-blower”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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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月在香港街头支持斯诺登的海报。在美国和欧洲,都有阿桑奇、曼宁和斯诺登的支持者


Q&A

 

Q=《周末画报》

A=彼特·赫弗德

 

Q: 作为美国公民,您如何看待斯诺登?

A: 不能简单地给斯诺登贴一个“英雄”或“叛徒”的标签,他其实带着多种动机或目的。他可能自视为英雄,事件发生后多种不同的反应,很可能让他感到震惊。他的楷模似乎是阿桑奇,但阿桑奇自己的名声就夹杂了很多不同的意味。斯诺登比较年轻,缺乏经验,触犯了欧美文化中相当重要的法律。他的行为还没有上升到人权的层面。他攻击的是隐私系统,一个在现代技术和政府政策中带有争议的区域。

 

Q: 斯诺登与阿桑奇、曼宁有什么异同?

A: 他们都很年轻,充满了激情,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坚持不懈。他们的行为混合了他们对自我、原则、注意力和名声的追求。这一类人在任何社会都不乏先例,并非新近才出现的或罕见的社会现象。维基解密组织试图支持斯诺登,这很有意思,但他们的“联姻”似乎并不

成功。其实他们各自的特点大于他们的共性,只不过他们碰巧都在公共政策方面宣扬了自己的立场。这一切当然不全是为张扬自我的个性,但自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容忽略的。

 

Q: 《美国今日报》和皮尤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54%受访者说斯诺登应为他的行为受到惩处,在18~29岁的年轻人中,60%认为美国公民受益于斯诺登的揭秘行为,44%的年轻人认为他应该被指控。您怎么看待这些调查?

A: 美国不论在代沟上,还是在政治上,是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国家。右翼人士年龄相对较大,更倾向于把斯诺登之类的人士看做犯法者,自由左派的年轻人则普遍把斯诺登先生看做是抵抗政府秘密势力的卫道士。

 

Q: 据CNN/ORC的民意调查,自从“棱镜”事件曝光以来,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在年轻人中下降了17个百分点。奥巴马是否会因此调整关于隐私、网络监视和外交方面的政策?

A: 在美国,总统的支持率的摆动是很频繁的。也有这样的例子,当悲剧意外发生,总统作为受害群体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的支持率会急剧上升。奥巴马的团队在斯诺登的揭秘事件中已经学到不少经验。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发现,白宫对国安局的一些监视技术和行为的确不十分了解。白宫正在做调整,但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改变,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

 

Q: 斯诺登再次向俄罗斯提出临时政治避难申请,普京则提出“必须停止继续损害美国利益”的条件。您怎么看这个条件?

A: 斯诺登是一块烫手山芋,普京肯定希望斯诺登没有来莫斯科。在前苏联、当代的俄罗斯和东欧,乃至欧盟,阴谋论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普京有理由相信,斯诺登到莫斯科来是美国阴谋的一部分。不管怎么样,就斯诺登一事,无论普京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让很多人不高兴。普京无法轻易把斯诺登遣返美国,因为他不能向美国示弱。另一方面,把斯诺登留在俄罗斯同样棘手。斯诺登手中可能还有很多还没有公开的机密文件,足以让美国继续处于尴尬的局面,这将有利于俄罗斯。可是,普京怎样利用这些“美国秘密”呢?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事已经乱作一团了。

 

Q: 您认为斯诺登先生是否会改变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以及欧盟的关系?那会是什么样的改变?

A: 不会。斯诺登还算不上是一条足以改变美国外交的“大鱼”。他会刺激一下美国和别国的关系,但当其他重大新闻发生时,就会把他挤出头版,他很快就会被遗忘。他之所以能掀起轩然大波,得到持续的关注,其实和“夏天效应”有关—北半球的七八月是年假季节,新闻淡季。如果这件事到九十月还没解决,人们可能会忽然想起来问一下:“现在斯诺登怎样了?”

 

Q: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对电脑和互联网极其依赖。斯诺登事件无疑暴露了很多我们在大数据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您看来,互联网将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政治,尤其是国际外交?

A: 个人隐私和政府秘密正在消失。所谓“公共网络社区”,刚刚冒出头来。在中国,因为微博、微信、QQ、SMS和智能手机的缘故,有些新闻事件才刚刚发生,就马上成为全国辩论的焦点。因为黑客和泄密者的存在,没有政府敢保证他们的机密文件是永远安全的。在个人层面上,在我们使用现代通信设备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一切,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都有可能会被即时公开。此外,在世界范围内,摄像头越来越多被使用,那意味着我们的“公共隐私”,也就是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甚至在家里的所有行为,都有可能被记录和曝光。我们唯一、真正能保持隐秘的,可能是我们的思想。但是,你可别以为政府和商业机构不会研发一些了解我们的思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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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逃到莫斯科之后,陷入了大国政治博弈的漩涡。图为奥巴马和普京在6月的G8峰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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