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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骚乱:老病症,新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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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将英国多个城市的骚乱视为“革命”,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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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日,在伦敦南部的Croydon,防暴警察赶到发生纵火和抢劫的街道

Croydon地区多个建筑被焚,包括一家有140年历史的老家具店

 

如果将英国多个城市的骚乱视为“革命”,那就错了。火光与血色中上演的,只是可怕的罪行。在罪行的背后,是英国社会阶层和种族鸿沟导致的痼疾。英国政府要解决的,不仅是这个宽泛而长期的课题,还有网络时代新型的有组织犯罪,以及司法系统对于“宽容”与“正义”的重新考量。

 

入院3天之后,68岁的理查德·鲍韦斯(Richard Mannington Bowes)离开了人世。在88日晚上的伦敦骚乱中,鲍韦斯参与灭火时遭到暴徒攻击和抢劫,头部受到严重伤害。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说,这位老人是英雄。

 

据《每日邮报》引述鲍韦斯邻居的话说,他曾是一名会计师,多年孤身住在Haven Green附近的公寓里。时常有人在他的门前小便,在他的屋外丢垃圾。对于这类他认为不对的事,他从来不会坐视不管。当地一名同样遭到暴徒攻击的商人说:“鲍韦斯先生是国民的骄傲,为人平和,而又非常关心社区。在周末,我们这里确实会有醉汉滋事,鲍韦斯先生总会阻止他们,让他们走开。他是一位真正的绅士,秉持着传统价值观。”

 

除了令人痛心的人员伤亡,还有重大的财产损失,仅伦敦一个地区,骚乱就已至少造成1亿英镑的损失。而且骚乱不仅持续了3天以上,还从伦敦蔓延至伯明翰、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等地,英国警方称骚乱规模为“30年未见”。

 

打劫者的“炫耀帖”

 

客观地说,这场骚乱是英国社会的一场阵痛,而不是一场“茉莉花革命”。每当英国经济陷入低谷,这样的大规模骚乱都会出现,1981年、1985年、1995年都有过类似的骚乱,发生地点也相似。

 

然而这次事件有些不同,首先它让英国警方重新认识了“有组织犯罪”。英国警方和公众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英国的有组织犯罪不像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那么严重。确实,英国没有黑手党、山口组这样大规模的犯罪集团。在老伦敦人的记忆中,只有东伦敦的“克雷兄弟”(Kray Twins),在19501970年代,曾有过一段“伦敦黑帮”时代。这个帮派以伦敦东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为主,克雷兄弟是典型的东伦敦工人阶级出身,当年二战后的东伦敦逐渐失去了工业和港口的依托,而两兄弟热衷拳击,好勇斗狠,逐渐打出了名气,进而控制娱乐业,收买议员,将势力拓展到西伦敦。

 

相比之下,如今北伦敦的托特纳姆黑帮,简直是当地少数民族社区与主流社会恶劣关系的产物。该地区的帮派成员以黑人为主,2007年英国工党政府废除了施行多年的《嫌疑人搜身法》,一度赢得了当地社区的赞颂。这条法律允许警察在巡逻时随机搜查路人,而被搜查的大多是黑人,所以造成当地警察和黑人社区关系持续紧张。然而《嫌疑人搜身法》虽被废除,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不信任的状态。“没有人为我们做任何事,包括政客和警察。”近日一名19岁托特纳姆区少年说。他参与了抢劫,其所住的地方就是骚乱发源地。

 

托特纳姆的骚乱很快蔓延到大伦敦的几个区,进而蔓延到其他大城市。骚乱的直接导火索是黑人男子马克·杜根(Mark Duggan)被枪杀,他的家属一下子召集300多人出来示威,显然这不是一般家庭能够做到的。虽然杜根的女友一再宣称他是无辜的,但是熟悉托特纳姆黑帮生态的托尼·汤普森(Tony Thompson),在89日的伦敦《标准晚报》上描述了当地黑帮40年来的演变,据汤普森透露,杜根属于旧帮派的元老、新兴帮派的创始人。

 

这次骚乱给英国警方以及英国社会一个启示:在英国,可能存在一个松散的跨城市犯罪联盟,他们植根于“多元文化”掩盖下的社会边缘,而且与其前辈不同,他们会使用TwitterFacebook和黑莓手机相互联络。这让英国警方措手不及,事后警方公开承认,应对骚乱策略有误。首相卡梅伦说,警方面临着“新的、独特的挑战……在不同的地方,有太多不同的人在同时哄抢”。骚乱参与者通过黑莓手机相互联络,约定洗劫地点。与社交网站和普通短信相比,“黑莓通信”更为隐蔽,通常只有群组内部的人才知道消息是谁发的,官方很难查出消息来源。

与此同时,暴徒们还将犯罪现场的照片放上TwitterFacebook炫耀,警方认为,这种“炫耀帖”煽动更多人加入洗劫队伍。

 

那么在事发时,政府是否应临时关闭社交网站、禁止发送短信呢?对此英国内政部11日表态,这种做法并不恰当,不仅会殃及商业活动以及无辜民众,而且会收效甚微。

 

从乐观的一面看,网络也给城市恢复正常生活提供了便利,例如一个Facebook小组呼吁伦敦市民走出家门,清理骚乱留下的垃圾,响应者众多。以这个视角看,英国内政部的决定更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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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日,伦敦Peckham地区的一家服装店遭到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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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日,卡梅伦视察Croydon地区,与警官Jo Oakley 交谈,慰问遭到损失的商铺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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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日,伦敦市长鲍里斯视察骚乱过后的街道,一手高举扫帚

 

“重新分配财富”

 

此次骚乱更深层的原因,也是英国社会的一个痼疾。如果你在伦敦生活过,会知道这座城市与老北京一样。老北京有“东城贵西城富,穷崇文破宣武”之说,而伦敦的西区是富人区,南、北伦敦是少数民族和移民聚居的地区,东伦敦是工人阶级根据地,现在印巴裔渐成主流。

 

20年前的骚乱相比,本次伦敦受灾的地区,几乎没有变化,相反有所扩大。笔者对照了英国“多重社会剥夺指数”(Indice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这是英国2001年人口普查时设计的一套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剥夺”的严重程度。此次发生骚乱地区,基本属于严重“社会剥夺”地区,如果闹事者势力足够大,胆子再野一点,就会进入富人区进行破坏。

 

骚乱蔓延开之后,参与者成分更加多样,不过他们大体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属于当今英国被“社会剥夺”的一批人。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少数民族聚集之地,自不必说。利物浦也是一个“社会剥夺”的典型。它曾是英国最大港口,工业革命时代的重镇,而如今经济发展乏力,2001年曾被称为“欧洲最抑郁城市”,甚至有些区域被视为“死城”,至今没有明显改善。

 

2010年英国大选期间,一家保守党的智库得出结论称:应彻底放弃利物浦这样失去复兴希望的城市,把人口迁移到富裕的南方来。

 

作为利物浦曾经的对手,布里斯托尔在北美殖民时代本是英国最大港口,工业革命时期输给了利物浦。如今它与利物浦全面的衰落不同,布里斯托尔在航空、机械制造等领域取得了发展,那里有空中客车、劳斯莱斯的工厂和研发中心。

 

即便如此,这座城市历史遗留的黑人社群,并没有从城市的复兴中获益。近日该城的骚乱,出现在靠近圣保罗区、一个以加勒比海黑人为主的社区,也是英国的贩毒区。从这个区步行不到20分钟,就可以到达布里斯托尔的高档购物城,闹事者就将其作为主要目标。就在3个月前,那里也爆发过类似的骚乱。

 

此次有暴徒打出“起义”的旗号,如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菲利普说:“这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我们要重新分配财富。”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媒体刊登的照片显示,有伦敦市民被迫脱掉衣服,被暴徒洗劫一空。如此“重新分配财富”,可见其口号纯属意淫,如英国警方所言,纯属“不可理喻的暴力犯罪”。

 

不过从根本上说,这种犯罪的温床还是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卡梅伦上台之初,鼓吹大社会政策,在五个极度贫困的社区试点,笔者对其效果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大幅削减对社区和慈善基金的投入。两者相互作用,目的就是想少拿钱做福利和慈善。

 

这种没有资金支持的理念,不能为“社会剥夺”社区提供长期的“造血能力”,除了引发精英人士的谴责之外,被剥夺社区的声音及其对未来的期待,只会被政客利用,而不会被人们真正听到。如果这场骚乱只招致道义谴责、对严厉镇压政策的鼓吹,那么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政坛设计未来议题,毫无作用。

 

今年6月底,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对入室抢劫者,屋主有权动用刀具自卫。

 

“我还是个孩子”

 

骚乱发生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和卡梅伦一样,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89日,他手举一把扫帚走上街头,安慰伦敦居民。他的扫帚同时也代表了保守党的传统观点—严厉打击犯罪。今年6月底,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通过一项法律:对入室抢劫者,屋主有权动用刀具进行自卫。在此之前,屋主只能采取报警或者(不使用武器)威吓的方式,如果使用武器,反而会遭到起诉,这点一直在英国社会饱受争议。保守党这么做,根本的政治动机在于,通过修正一些“政治正确”主导的、宽容到愚蠢的政策,树立不同于新工党的形象。

 

此次英国官方也承诺,将严惩骚乱参与者,但还是有个问题:未成年犯罪怎么办?目前警方大约拘捕了1600人,法院24小时审理案件,而相当多被告是未成年人,最小的年仅11岁。从法官已有的判决来看,成年抢劫者受到重判,一些人被判监禁,但18岁以下的抢劫者,基本不会受到严惩。多年从事少年犯罪领域工作的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撰文说:“严厉的判罚?算了吧,这些少年犯受到的对待,将像他们反而是受害者一样。”

 

一个15岁的抢劫犯公然说:“他们不能碰我,我还是个孩子。他们最多能做什么呢?给我一个警告,或者一个我不会遵守的晚间禁足令。”据温斯顿说,英国司法系统倾向于避免判处少年监禁,即使少数被判监禁的少年,大部分时间也用来看电视和打电子游戏。其他不被监禁的少年犯,惩罚他们的是“严格监督与监视计划”(ISSP),其初衷是让他们脱离滋生犯罪的环境,让他们明白正道而行也有前途。在被“监视”期间,他们会由国家委派的工作人员“押送”去体育馆、冒险运动中心,甚至参加打碟课程。ISSP还包括让罪犯参与社区服务,但往往停留在纸面上。温斯顿透露,曼彻斯特负责少年犯罪的机构,只是把少年犯用车拉出去转几个小时,就算社区服务时间,因为根本没有安排任何社区工作。

 

更讽刺的是,有一次温斯顿等人带了10个少年盗窃犯,前往室内攀岩中心,结果似乎是“提高了少年犯们破门而入的技巧”。从根本上说,少年犯被司法系统当做孩子看待,这本来是很人性化、合理的管教方式。但考虑到他们中一些人犯下的可怕罪行以及受害者的境遇,如何平衡他们“未成年”与“罪犯”的角色,是司法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他们过于严厉自然不对,过于宽容也是一场灾难。卡梅伦的这一句话,虽然只是“政治正确”的辞令,不过英国人都会认同:“我们要向世界表明,街上这些暴力事件的始作俑者,无论如何不会成为我们国家的代表—也不会成为我国年轻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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