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欧宁所言，大声展的核心就是视觉，所以，本届依然以摄影、插画、平面设计、出版、动画、影像和雕塑为主，但我们不要忽略独立电影部分。这次选了14位新锐独立电影人的15部电影，在大声展展览期间放映，除了内地的作品外，更包括香港和马来西亚两位导演的作品。关于这些电影在广州、上海、北京以及成都的放映日程和地点，请留意大声展网站（www.getitlouder.com）公布的最新消息。

对独立电影，我们能期待什么？

独立电影的价值和意义，从来都是在一个具体的语境里获得。它对应着整个国家的电影体制和文化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生产出来的一切主流产品。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温和圆滑以及形式上的铺张，今天这些产品有多少是不空洞，不贫乏，不矫饰的？
独立电影正是要为电检时代的电影精神提供一个出口。它未必有更广阔的格局，但至少保留了更多个人的诚实和面对现实的勇气。它追求自由和强度，因此形成它的尖锐。
但创作的现实有时让人觉得软弱，尤其是近几年来的剧情片实践。独立电影当中，剧情片与体制存在着更微妙的关系，而体制意味着政治、商业，甚至是传统（那个传统存在，但没有盗版碟，创作就谈不上与它对话，而对于剧情片，这个传统是强大的）。即便这一次不在体制当中，审查制度也仍然在那里；若我们多年来关于电影的所有认识和经验都以它为前提，那真要摆脱它的影响是困难的。
何况多数作者，终究要走到那一步，所谓独立的方式，只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在现在的电影环境中，这种体制化的过程已成为一种制度，一条似乎是唯一的道路。尤其进入21世纪，它的运转在加速，一个作者进行空间的过渡，常常只需要一部电影来完成。
并非要独立成为一种姿态，而在于那是不是一种真精神。真的具备了这种精神，在哪里其实都无所谓。问题是，那些强大和自信的自我，往往低估了那一套规训制度的效力。而对于尚未进入这套系统里的，也许已经在使用类似的话语了—以独立之名，所做不过是仿制；而它的有效，在于仿得越像，被收编的就越快。此外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遵循的其实也是一种常规尺度—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尺度其实是来自于主流经验的。
所以独立剧情片的想象空间，其实是逼仄的。它更需要以强悍和无所顾忌的精神，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去对抗一种明确的暗示或无形的标准：在当下的时代，那是市场，是一个虚妄的产业，是意识形态的限度和要求，是僵硬的影像美学。07大声展将要放映的独立电影作品，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包含了这样的勇气和自觉，自然是见仁见智。我看到的两端，是《马乌甲》和《北海怪兽》，前者最精致规整，后者最恣意。中间如《好多大米》《下午狗叫》都自行其是，而《举自尘土》《草芥》、应亮的作品都在追求一种各自方向上的强度。
无论如何，这些作品作为个人话语的完整性表明了一种集体进步。它们还另外给人一种正在回归文学传统的印象，也许是偶然的。赵晔的作品改编自小说，张跃东和李红旗都与诗人保持紧密联系，而欧宁这样评论《草芥》“第一次在电影中恢复了1980年代的诗歌记忆”。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关系由来已久，也曾经获益良多，但文学中的骄傲和有时过分的自恋（两者可能是一回事）却是要小心的。
在这些内地的作品之外，07大声展电影部分还容纳了马来西亚和香港新近的创作。马来西亚的电影新浪潮，大部分是华人导演和华语片，正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却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陈翠梅和吴明金，其中两位年轻而最具作者性的导演，分别有一部长片（都是第一部）、两部短片在大声展放映，其中既可看出他们自己作为作者的成长，又作为亚洲导演与在场的其他作者对话。陈翠梅作为其中唯一女性，尤其值得重视。

电影改编自王松戏剧化的小说，哥哥马乌甲是领养的儿子，领养的目的是为给弟弟马乌丁治肾病。然而当青春与爱情的强度与矛盾逐渐扩大，马乌甲再也无法忍受家庭的变态关系，最终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初拍长片的赵晔以贴近角色心理的低压手法、写实笔触，大量运用中远以及长镜头，将戏剧化减至最低，经营细节，直指人心。
Q：你当时拍这部《马乌甲》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
A：这跟我当时的自身状况有关，2004年毕业的时候自己有些想做的事情没有做好。后来看了戏剧化小说《血凝》之后，觉得其中有很多点是值得放大和演绎的，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Q：你是在深圳长大的，你对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感觉？
A：深圳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体现在她的“空”和“新”上，年青人的快速生活让人很难感受到它内在的东西。
Q：如果请你拍一部关于深圳的电影，你会如何取材？
A：以前也有想过这个问题。深圳外来人口的那种生存状态和力争上游的矛盾冲突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人”本身。
Q：你觉得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最本质的区别在哪？
A：其实只是侧重点不同，两者都是一个表达的过程，也许前者的表达会更自由些，至少压力不会太大。小众电影被接受的可能性比较少，而商业电影则可以被更多人看到。
Q：你觉得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人文境遇体现在哪些方面？
A：就拿广州来说吧，虽然在那待的时间不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以后也许会拍一部关于广州的电影。这里的市井文化让我感动，它甚至能将饮食文化深入到市民骨子里去。对我而言，我会更关注通过大多数普通人体现出来的东西，而不是这个城市的精英体现的东西，因为精英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有普通人才能体现出一个城市的性格。

故事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镜头里，人和城市的命运微妙地交叉：乡村少年背着两只鸭子进城寻父；四处兴建土木的自贡市正面临着洪水倾城。这个交叉着城市与人命运的故事充满个人表达的意象，也是一个关于希望和重生的故事。

Q：你是在上海出生，可你之前拍的《山城纪事》、《回家看看》、《古城的夏天》，还有现在的《背鸭子的男孩》均取材于四川，你对上海和四川这两个地方的感觉分别是怎样的呢？
A：四川是一个竞争力比较低的城市，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同的人，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关系紧密且和谐、人情味很浓，成都除外。而上海却是一个阶级性较强的城市，甚至连亲戚之间也是很少走动的。
Q：如果请你拍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你会如何取材和选择怎样的拍摄方式？
A：我觉得上海需要重新被拍，很多电影和小说对她的描绘是被扭曲了的，在我看来，上海市民有种保守、胆小刻板的思想。如果要拍，我会将这种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来。
Q：你会因为一些很细节的地方或其他因素而爱上一个城市吗？
A：从这点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文化积淀和生存方式，例如四川市民在平时的说话中都是带有文言文色彩的，特色的语言也会成为我爱这个城市的原因。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市民对这个城市的自信心，四川的市民对自己城市的自信不够，正如我在自贡拍摄的时候，就有很多当地人问我同一个问题：“这里有什么好拍的？”可是在我看来她却有着很多闪光之处。

影片讲述了在中国现代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有关情感与孤独的故事。年轻人为了寻找喜欢的生活，或者城市生活，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即使是这样，他们却毫无顾忌或者抱怨，这样数以亿计的青年人，青春的力量，是城市日益变化的成本。在经历乡村－城市－乡村的循环之后，他们大多数会回到当初的起点。

Q：你对黄石这个地方的感觉是怎样的？
A：黄石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恋人，很熟悉，但是你又不得不时刻回头凝望她，回味那一刻的风情。我其实只在黄石城区生活了4年。但是最重要的4年：14岁到18岁。
Q：你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如果请你拍一部关于北京的电影，你会如何取材，拍摄的方式又会是怎样的呢？
A：可能会拍摄一个历史题材的故事片。我经常去元大都遗址公园，我怀恋北京的古城墙。站在城墙的遗址上时，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城市的从容和伟大。
Q：感觉你比较注重场景的选取，它们是作为什么样的元素存在于你的电影之中？对你的创作起到什么作用？
A：那些场景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有些是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我的挫折，我的恋爱就在那些场景里发生过。我在电影里温习我与这个城市交融过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