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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另类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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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艺术家们在个人和创作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始终启发和影响着他们在现代艺术史上的步伐。他们往往创造并践行着前卫的生活方式,由此催生出独特的创造力。虽未“ 岁月静好,天长地久”,想象力却被进一步地打开,成为现代艺术叙述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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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在个人和创作生活中的伴侣关系,始终启发和影响着他们在现代艺术史上的步伐。他们往往创造并践行着前卫的生活方式,由此催生出独特的创造力。虽未“ 岁月静好,天长地久”,想象力却被进一步地打开,成为现代艺术叙述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


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相遇在1976年的阿姆斯特丹,从此开始了一段强烈且持久的恋情与合作。1988年,两人来到中国,玛丽娜从渤海之滨的山海关出发自东向西,乌雷自戈壁滩的嘉峪关由西向东前行,最终历时3个月在二人相遇和道别,完成了最后一件合作作品《情人· 长城》(The Lovers – The Great Wall Walk)。2010年,乌雷在时隔20多年后出现在阿布拉莫维奇于纽约现代美术馆的表演《艺术家在场》中。《艺术家在场》是他们曾经共同创作的行为艺术的单人版,阿布拉莫维奇坐在桌子的一端,长达多个小时地与坐在对面的参观者对视。当乌雷出现并坐在她对面时,她难以抑制地噙着泪水,身体微微向前倾并伸出双手与乌雷相握。


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


在《潜能》(Rest Energy)中,阿布拉莫维奇持弓,乌雷持箭,弓箭的张力使得两人微微后倾,稍有不慎,箭就会刺向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由于他们把麦克风挂在心脏处,随着表演的进行便能听到彼此的加快和加强的心跳。在创作这件作品时,两人已相恋,完成它需要双方建立完全的信任,这种信任和脆弱带着极端主义的色彩,处于每一段亲密的关系之中。我们在倾其所有信任与人相爱时,亦将自己暴露在痛苦的危机里。有趣的是,两位艺术家都出生于11月30日,都是射手座,这也促使他们选择弓和箭作为接近和连接彼此的基础。


玛丽娜· 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和乌雷(Ulay)


作品《时间中的关系》(Relation in Time)中,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将彼此的马尾辫绑到一起,背对背静坐着。其实实际的表演并没有如此简单——他们就这样坐了17个小时,不能交谈,只有最后的1个小时才允许观众前来观看,那时候他们的马尾早就变得杂乱无章。通过他们的影像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二人在追求身体感知极限的某个瞬间所表现出来的神态与动作,以此思考男女身份或二元或共生的状态。乌雷说过,“与玛丽娜的共处是一种共生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分离如此艰难。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热爱生活和共同努力,我们变得像共生双胞胎。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它甚至会让你在生物学上有依赖。


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


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奥斯卡·柯克西卡(Oskar Kokoschka)在1912年第一次见到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的遗孀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后,开始了一段长达三年的爱情悲剧。她成为了他的“蒙娜·丽莎”,多次出现在他的画作之中,包括《风的新娘》。但正如这幅画所暗示的那样,柯克西卡有着不可预测的情绪,他热情而无条件地去爱。阿尔玛后来回忆道:“和他一起的三年是一场爱的战役。我从未尝过这么多次的地狱和天堂。”阿尔玛曾怀孕三月后终止妊娠,柯克西卡拿着她给他的浸透了血的布块回家,在后来总是随身携带。他从未克服失去孩子的痛苦,在阿尔玛为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离开他后,柯克西卡在1915年自愿加入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乌克兰前线遭受严重的脑损伤及战争创伤后退伍,重新定居在德累斯顿。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萨尔瓦多·达利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Federico Garcia Lorca)是20世纪最伟大的西班牙诗人,在1992年他遇到了萨尔瓦多·达利。随后,二人变得密不可分。没人知道二人之间的性关系发展到何种程度,但后来达利承认,6年里,他们关系“极好”。他们互相激发了诗性和绘画热情。批评家们有时会提及达利作品中的“洛尔卡时期”和加西亚·洛尔卡作品中的“达利时期”。1928年,达利创作了一幅私人画作《献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自画像》。这幅用黑色墨水笔画在一张发票背面的画像,透露出存在于达利和洛尔卡之间亲密的关系。此后,也许是艺术审美终究不同,二人分道扬镳。


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


李·克拉斯纳(Lee Krasner)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于1945年结婚,两人都是抽象表现主义的重量级画家。克拉斯纳在30年代已颇为杰出并投身于纽约前卫艺术。他们是二战后首批定居东汉普顿的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开辟了那里的艺术地图。当时的波洛克已被酗酒困扰,且有拈花惹草的习惯。在他车祸丧生后的1959年至1962年间,克拉斯纳创作了一系列巨大、朦胧且汹涌的作品。在被悲痛折磨的同时,克拉斯纳也似乎从波洛克名字的阴影及他风流韵事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


编辑— Echo 撰文— 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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