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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之后,激进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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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78年,罗兰·巴特在造访巴黎的迪斯科俱乐部“ 宫殿”(La Palace)后写道“ 我承认,如果没有人在,再美的地方也无法提起我的兴趣(我不喜欢空荡荡的博物馆);相反,为了发现一张脸、一个人、一件衣服的趣味来品味这次相遇,我要求这场发现的地方也有它自己的趣味与味道。”在他所处的年代,落日之后的生活总是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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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罗兰·巴特在造访巴黎的迪斯科俱乐部“ 宫殿”(La Palace)后写道“ 我承认,如果没有人在,再美的地方也无法提起我的兴趣( 我不喜欢空荡荡的博物馆);相反,为了发现一张脸、一个人、一件衣服的趣味来品味这次相遇,我要求这场发现的地方也有它自己的趣味与味道。”在他所处的年代,落日之后的生活总是引人入胜。


电子空间(Space Electronic)

电子空间(Space Electronic)


首先是人,摩肩接踵的人,奇装异服的人,藐视规则的人,然后是由各种声音、灯光塑造出来的强烈氛围,尺度得益的空间,时髦的装饰,酒精,缺一不可。但是在迪斯科舞厅里,空荡荡的场地有另一番味道,在人潮褪却之后,这些装饰、家具、肌理的物质性反而令人难以忘怀。刚刚结束的夜生活仍然盘桓在空气中,如同鬼魂一般,在镜面吧台上映射,在天鹅绒靠垫上歇息,这里封存着的是年轻人的激情、心碎和想颠覆世界的想法,相应的,这些空间的设计和装饰也引诱着这些情绪徐徐展开。


迪斯科所代表的激进设计

在一段特定的时期里,迪斯科空间代表着实验性的设计和建筑,尽管在今天,迪斯科已经固化为某种特定风格甚至美学印象,人们也不再将其与先锋的表达相关联,于是这段曾经激进的历史也逐渐被忘却。2015年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举办了一次名为“激进迪斯科:意大利的建筑与夜生活,1965-1975”的回顾展,这段躁动的历史才随着更为静态的摄影、影像、图纸逐渐浮现。在1960年代晚期,意大利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经历着政治与文化上的动荡。时至1968年,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运动与学生对越战和政治打压的抗议中;另一方面,南北意大利的经济差异不断加剧,左翼的加入使得局面更加复杂,所谓的“激进设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出来。


与其说“激进设计”是一种建筑上的尝试,倒不如说是一场运动,参与的建筑师们希望摒弃正统的建筑方法,不再拘泥于功能,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实体空间,以此回应意大利正在历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动荡。在各种惊世骇俗的反设计宣言中,这些年轻的设计师、学生结成了多个设计团体,用强烈的视觉语言和社会政治观念向传统发起冲击,也完全扭转了1960年代意大利设计领域的图景。这份属于“激进设计”的团体名单来自弗洛伦萨、都灵、那不勒斯、米兰,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Archizoom(建筑缩放),也有更鲜为人知的UFO,9999。放在今天,很难想象这些政治态度鲜明、设计手法先锋的设计团体会与迪斯科空间挂钩,但是在50年前,他们真切地参与并且影响了这场文化对话的发生。


罗马吹笛手俱乐部

罗马吹笛手俱乐部


矶崎新设计的帕拉丁俱乐部

矶崎新设计的帕拉丁俱乐部


自由与解放的力量

作为一种反主流文化,迪斯科文化,就像它所提供的开阔空间那样,不带预设、不带偏见地拥抱了每一个人。不同于印象中那些被迪斯科球照亮的空间,60年代的迪斯科空间是一股象征着自由、解放的力量,因此带有些乌托邦的色彩。这样的空间进入“激进设计”的视野几乎是一种必然,建筑师们把迪斯科视为一种新兴的空间,“是一个扩展他们实验与实践的平台——建筑、艺术与音乐在迪斯科空间里没有界限。激进设计的团体对这些学科都有探索的兴趣,又苦于现代建筑相关的参数非常有限,并且有自己的桎梏。与画廊或者传统的音乐场所相比,只有这些地下空间能够让各种学科融合在一起”,“激进迪斯科”的策展人这样说到。


以“吹笛手”(Piper)命名的迪斯科空间相继在罗马、都灵和雷米尼揭幕并成为60年代迪斯科的代名词并引导其类别化的。这个曾是废弃影院的室内与不起眼的建筑外观反差巨大,包含着可以调节组合的舞台,作为空间背景的波普艺术出自于艺术家之手,糖果色的塑料家具像碰碰车一样排列在地上,闪光灯从粉色的天花板上倾泻而下,照亮了从爱灵顿公爵到平克·弗洛伊德的表演。


如果说上述迪斯科空间的设计仍然停留于对图像、材料的探索,之后的“电子空间”(Space Electronic)则更接近于“激进设计”所期待的空间实验。这家迪斯科与1969年在弗洛伦萨一家发动机维修店原址开幕,意大利建筑小组Gruppo 9999深度参与了从设计到策划的环节,废弃的洗衣机桶、冰箱和彼时最新的各种技术堆砌出了这个空间。有意思的是,“电子空间”在白天被作为一家实验性的建筑学校使用,在晚上才化身为俱乐部空间。1971年,超级工作室和9999共同组织了一场音乐节,期间他们用水淹过了“电子空间”的地坪,在舞池中放上了菜园,以此来表达自己将自然和技术联合在一起的愿望。


Casabella 关于激进设计的封面

Casabella 关于激进设计的封面


吹笛手俱乐部

吹笛手俱乐部


逐渐消散的能量

这个想法也成就了他们最著名的作品,并且被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收录于1972年意大利设计的展览中,从此广为人知。这场展览也标志着“激进设计”的定点,这场短暂却影响深远的运动在此后逐渐式微。这也是我们只能在展览、书本而无法在真实生活中寻回这段历史的原因,曾经鲜活的思想与身体停格于各种静态的画面。除了“激进迪斯科”以外,同样以此文化为主题的《夜泳》(NightSwimming,2015)和《迪斯科:比尔· 伯恩斯坦摄影集》(Disco :The Bill Berstein Photographys,2015)相继出版,维特拉设计博物馆(Vitra Design Musuem)也在今年献上了一场名为“夜激情:设计俱乐部文化 1960-现在”(Night Fever. Desiging Club Culture 1960-Today)的展览,它们把迪斯科文化的话题进一步扩展到纽约、巴黎、柏林、伦敦和巴塞罗那,这些影集记录下了各色光怪陆离的迪斯科空间,有些仍在闪耀,但多数已经黯然。


建筑与夜生活的相互依存始终是这些影集与展览中最为关注的,这些空间可以在瞬间变为狂喜,甚至超脱于真实世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设计史对待迪斯科舞厅的态度,它们从未被真正列入设计的范畴来讨论,也从未真正地被历史化。无论是“吹笛手”还是位于纽约声名大噪的“电子马戏团”,这些空间的外观都极为低调,以至于在进入其中时这种戏剧性的反差尤为强烈。这也是亚文化与夜生活本身的戏剧性,尤其是建筑对它作出反应会带来的、令人真正兴奋的设计。1985年,日本建筑师矶崎新受邀为纽约的帕拉丁俱乐部(Palladium)设计室内,这也为建筑师正式参与迪斯科空间的设计留下了记录。巨型的正交网格嵌入古典空间,带着灯箱、堆叠起来的盒子框出了中央舞台,高一些的楼层是会客与包厢,新旧对比,却不失魅力,形成一个充满挑衅的空间整体。最终,这个空间在1997年永久关闭。


进入21世纪之后,迪斯科空间的发展愈加复杂。一方面,随着厂牌和音乐节的推广,类似的音乐文化蓬勃发展着;另一方面,这些曾经先锋的空间在现今更像是充满怀旧的城市遗迹,向人们缅怀享乐主义曾经的好时光。尽管有像OMA这样的设计机构开始正式与音乐公司合作,介入此类空间的设计,但无可回避的是,就像每个夜晚都有尽头,所有的俱乐部文化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它们的出现是对某个特定文化时期的回应。人们享受和消费夜生活的方式不断变化着,如果空间无法适应这种变化,那么崩塌是其最终的宿命。与其说是迪斯科文化启发了建筑,更应该说是建筑赋予了迪斯科可触摸、可感知的实体。如果说几十年前的迪斯科舞厅拥抱了先锋、自由与亚文化,那么这些躁动在今天还能找到承载它们的空间吗?


编辑— Echo 撰文— 周渐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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