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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 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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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号外》的LOGO已经用了近40年。而40年后的今日,这本全港历史最悠久的月刊迎来第500期。为纪念这个难能可贵的时刻,以及希望借此展开新的一页,我们邀请香港著名设计师陈幼坚设计了一个新LOGO,以象征《号外》对传统印刷媒体的信心,以及继续建构香港文化身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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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 简史


从街头小报到精英杂志

1976年9月,陈冠中、邓小宇和胡俊毅一起创办了,《号外》。但当时的《号外》并不是一本杂志,是一份仿效纽约《THE VILLAGE VOICE》形式的“小报”,由胡君毅所设计的刊号更清楚地写“号外 THE TABLOID”。可惜这份“小报大约做了五期之后就顶不住,最后决定转变成杂志才得以继续生存。变成杂志后的《号外》,英文名改为“CITY MAGAZINE”。陈冠中认为,当时的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其实拥有不输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城市所具备的独特性格和精神面貌,并深信香港的这些特质都是世界独有的。所以决定用“CITY”来命名这本MAGAZINE。同时又多了一句口号“EVERY GREAT CITY DESERVES A CITY MAGAZINE”。


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标榜自己是一份世界城市的杂志。小香港自我感觉良好,喧哗生猛,敢为天下先。”所以用今天的说法来说,《号外》绝对是一本最“本土”、也是第一本打正旗号说自己代表这个城市的香港杂志。


那个时候,香港的社会和文化进入了脱胎换骨的时期,但其实“城市”这个概念之于香港人来说,仍然是很模糊的。陈冠中将杂志套上城市之名,最初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希望通过杂志来研究、摸索和讨论,像其他创作人、传媒人、文化人一样,都在实验中慢慢学习。每期《号外》都有相当的篇幅,甚至用上各种主题大故事,来描绘香港在“城市化”过程里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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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社带来的设计思维

由胡君毅绘制的LOGO一直用到1979年7月,一个名叫插图社的组织自告奋勇地要为《号外》创作封面,并包办内页设计、拍摄时装特辑,成员黄建豪和李锦辉更为我们重新设计刊号LOGO,而这个充满现代感的LOGO一用便用了近年— 插画社在1975年由8位在大一设计学院毕业的年轻设计师组成的团队,他们分国别来自不同的设计界别,平面、时装、摄影都有,今天的摄影大师梁家泰,以及著名时装设计师VIVIENNETAM当年都是插画社的成员。


插画社帮《号外》共做了7期,其中1979年9月号的经典封面便是“中国灵感”:整个封面用红色,连两位女子的化妆也是红色。这是个很大胆的尝试。也是从那时开始,《号外》内部才增设了设计师和美术指导两个工作岗位,并开始创作具有概念性的封面来配合当期的主题。


1980年7月,《号外》的封面故事直截了当地讲“URBANISATION”,开章就归纳了香港各种因为城市化而催生出来的新社会现象,包括:“消费就是生活”、“不再寄望下一代”、“玩乐主义”、“小家庭老死不相往来”、“影像文化孕育下的新文盲”、“通才教育的式微”、“白手兴家神话的幻灭”、“迷信科学”、“追寻单一标准”、“自恋心态”等。这“罪状”基本均为当时《号外》编辑所不齿,然而在后面〈我们是城市人〉一文中,宋家聪(陈冠中笔名之一)又认为,我们只能无奈地全盘接受这些坏处,因为自然生活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大家都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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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环价值

从这个面向去思考就会明白,为什么1970、1980年代的《号外》很多时候都会讲中环,马家辉曾说过:“中环建构了一个对于绝大部分香港人来说肯定是炫目的、华丽的、陌生的商品符号系统(从服装到发型、从食物到音乐、从住屋到装潢、从旅游地点到做爱场地,一天小时的起居生活所需无不成为书内人物的品味区分判准)。”所以在那个年代里,最能代表到香港“城市”概念、 有最多“新品种”香港人出现的地方,一定非中环莫属,于是《号外》一直以来最关心的是代表了“创新”的“中环价值”,而不是彼方象征“老旧”的“狮子山精神”。


对于中环,《号外》总是特别敏感的。早在1979年1月号里,《号外》做了一个“德己立街”专题。在地铁通车之前,已经预言了“这一段的德己立街,加上毗邻的兰桂坊及荣华里,只要略究修饰,将是香港最具潜质的新娱乐焦点。路边咖啡座、露天艺术展览、阳光下的街头音乐会、波希米亚人的小摆设摊档、时装店、酒库、的士够格、花档、外国游客、本地游客—这一切都可以在德己立街出现。”预言成真,由这时起很多《号外》的“创作”,其灵感或背景都源自中环,例如“女强人”、“必胜客”、“DISCO 作为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熟悉的“钱玛莉”和“顾西蒙”都离不开中环。大抵,1980年代初,所谓的“中环价值”已经成型,并成为香港最潮的一种新型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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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尺寸和视觉试验

虽然1980年代初期《号外》团队的阵容相当鼎盛,有陈冠中、邓小宇、丘世文、岑建勋坐镇,又有张叔平、刘天兰担任美指,但杂志的生意其实仍然不妙。幸好在1982年4月,就在《号外》就快熬不住要停刊的时候,当时的广告界名人施养德在岑建勋的穿针引线下加盟《号外》。他替《号外》注入了大量设计与时尚元素,并决定将杂志尺寸放大,以11寸x17寸的巨型开度成为全香港最大的一本杂志,结果成功救了《号外》一命。事关当年的杂志主要都是放在书报摊里发售,杂志一本叠一本,比较小众的杂志如《号外》很容易被报贩忽略,放到后排而被其他杂质淹没。但改了特大尺寸后,《号外》就真的“鹤立鸡群”站了起来,即使前面被其他杂志遮住,读者仍然可以见到位于书顶好似鸡冠一样大只的“号外”二字刊号,而且大尺寸让杂内的广告也更大,广告商们于是非常高兴。


大尺寸同时还扩大了杂志封面的创作空间,成为张叔平和刘天兰进行视觉实验的大好舞台,例如是7月刘德华半裸睡觉的封面、1983年2月的汪明荃、4月的黄韵诗、6月比较温柔的吕良伟、1984年5月的叶童、12月不施粉黛的钟楚红、1986年的陈百强、1988年的夏文汐等等。


1980年代后期,随张叔平的电影事业愈加繁忙,他参与《号外》的期数就越来越少了。这时与张叔平穿插担任美术指导的便是刘天兰。自从1979年尾登上《号外》封面之后,天兰便跟这本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了80年代,因为刘天兰对视觉和时装都感兴趣,在外国读书时又曾经在MAKEUP STUDIO里学过化妆,所以在《号外》工作期间,除了写稿之外,也会跟进各项拍摄工作,有时更会兼任化妆和造型。她经常和张叔平一起去拍封面,帮忙化妆、借衣服。本身是读美术出身,又在张叔平身上学到很多,所以后来由她处理的封面都很精彩。


刘天兰创作的封面,最经典的有1983年11月扮COLLEGE BOY的成龙、1985年4月的刺绣花布背景后来成为了叶德贤《千个太阳》的唱片封套设计,还有1986年4月可一不可再的亦舒等等。而经典中的经典有两个,一是1986年10月的林保怡。天兰曾忆述:“现在有电脑,有PHOTOSHOP,什么都可以变出来,当年是没有的,你看到画面上的水从天而降是真的。这个封面在摄影师棚拍摄,我把林保怡放在椅子上,椅子放在水池内,旁边放一把两三级的梯子,然后每拍一张便倒一盆水下来,泼了一下午,最后选了这张,是完全没经过电脑加工。那个水的形态和林保怡的笑容都很经典。”


而另一个就是1991年12月张国荣的京剧花旦造型。“大家以为这个是《霸王别姬》的剧照,其实不是,当时我请张国荣拍照,有两个概念给他选,他选了这个,然后我就去统筹,找人帮忙,找衣箱、化装,甚至替他贴假指甲。那时他还未拍那个电影,还在竞争那角色,陈凯歌与徐枫还未下决定。TIMING是如此奇妙,打稿出了后,他看了很高兴,问我要了那张打稿,不久之后年在报纸上看到《霸王别姬》决定要由张国荣来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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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身份

除了尺寸改大之外,封面的刊号也放大很多,差不多占封面的三分之一,前美术总监程少伟解释,这是因为年后,《号外》的方向更加偏重于文化层面,完整的主题呈现,比唯美的人物摄影更为重要。他认为《号外》之所以会有这种转变,是因为香港越来越少人可以拍,没有太多新的面貌出现,也没有太多人值得去拍,要拍的以前都拍过了。另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大家除了靓以外,还有更高的理想要表达,所以才会渐渐变成概念先行;同时配合更大的LOGO,让大家知道即使没有用人来做封面,这本杂志仍是《号外》。


其实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里,《号外》对“中环”的热衷开始冷却下来。除了各种最新的消费情报之外,少有关于中环的专题论述。这种改变,一来是因为中环本身变了,变得愈来愈庸俗和商业;二来是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展,香港各个地区都有新奇的故事陆续发生,众人对中环都已失去兴趣。


而更重要的是,在九七回归前后,香港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号外》也多于这方面着墨。2004年8月,《号外》就以“城市重塑”为题,集中朗豪坊出现以后的旺角新现象,并探讨当中的得与失。


随着香港回归,自2004年开始,《号外》也增设了一个四地专题,以同一个主题比读香港、北京、上海、台北四个城市的异同。首期就是以房屋这种“普通建筑”来讲这四个城市关于“家”的故事。在这个专题里我们会发现,香港的房屋问题其实也是一部香港人奋斗的血泪史,而这部血泪史由1950、1960年代开始至今还一直继续着—高昂的楼价、窄小的空间。这样的环境成功孕育出香港人灵活变通的生活智能,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是可怕的代价,为了一个“家”,所有人都要付出异常高的成本。


2009年5月,《号外》主题是“HAPPY CITY”,因为香港不快乐。曹民伟在《寻找快乐城市》一文里以反问的形式说道:“我问身边所有人快乐是什么?一贯香港人的答案:有钱啰!中六合彩!有楼有车!做李嘉诚!可以娶四个老婆!年年升职加人工!会考科科A啦!去马尔代夫度假!写本像《哈利·波特》那么畅销的小说…… 最教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何每个人都不满意现在的自己、 现实的人生,每每想做别人,羡慕别人?几时我们才懂得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我们几时才会因为可以做到自己而快乐?”。记得波兰电影《两生花》的作曲家ZBIGNIEW PRESINER说过:“我不明白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在每一个世代开始时,总有危机。它如空白的生命或者一张白纸。年轻的未成熟,但过了能十年后,年轻的长大,新一代才真正出现。”那么2010年,作为一个新世代的开端,我们可否尝试将过去清空,亦即是放下包袱,重新出发,重新想象香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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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初衷重新出发

无论是最初的《THE TABLOID》抑或是后来的《CITY MAGAZINE》;无论是第一期“赞育医院输错血”,还是第500期“香港精神”,“城市”这个主题其实从未离开过《号外》,而这个“城市”就是香港。当然这42年来,香港的城市故事曾经历了多次巨变,“城市”这个概念之于香港,其实一直处于一种多面多变多义的状态,而这么多年来,《号外》都一直参与“城市”,并带头定义及阐述这个概念。作为全香港第一本步入500期的月刊,面对纸媒不被看好的当下,将来的路应该会愈来愈艰难,但与其继续悲观地坐困愁城,不如尝试改变革新来寻求新的出路,于是我们便决定邀请陈幼坚帮忙,设计一个新LOGO以示变革的决心。这位盛名已久的设计大师,仍然对香港充满信心,并出钱又出力地支持本土创意和文化传承。这份精神,其实跟《号外》非常相近。


而这次他为《号外》设计新 LOGO,所考虑的重点并不是市场问题,而是这个LOGO 能否呈现出《号外》的精神。“《号外》的精神是什么呢?首先‘号外’这两个字有本身的意思,像一种声音,叫读者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一本杂志代表了香港,而今天的香港则是一个很密集的城市、是一个多元文化混杂的城市,是一个还有很多东西在等待我们去发现的城市。这些属于香港的城市特质,都是我想通过这个 LOGO 去呈现出来。所以我想到从城市鸟瞰图的概念出发,将一个城市的街道和建筑放在‘号外’两个字的结构上。”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完成了新的LOGO,我们看到白色(空白)的地方代表了街道,有粗有幼有长有短;黑色的则是建筑物,有阔有窄有高有矮,结起来就成了一幅城市地图,让“城市”与“号外”真正融为一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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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杨杨 撰文— NICO TANG 设计—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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