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美联社记者查尔斯·胡兹勒发自浙江温岭的“预算民主”实践的一篇报道，登上了美国众多媒体的网络版上，如《洛杉矶时报》和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这样，一个在中国媒体上近乎“沉默”的小地方县级市，无意中上升为外界观测宪政精神融入政府行为的桥头堡。
预算问题，通俗地讲就是政府“花钱计划”。在父爱主义体系下，老百姓无需关注也无力关注公共财政，政府总是被推定为已经相当睿智地处理好了这类问题。在公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和绝对份额时，个人因没有直接纳税，从而丧失了话语正当性来监督政府预算行为的合理性。经济体制的转型，从集体主义经济下释放出来的个人，逐渐成为公共财政收入的贡献者，角色的转变，增强了纳税人对预算民主化的渴求，他们有权知道自己的钱用在何处，有权就自己的钱该用于何处发表意见。
一直以来，温岭默默地做着实验，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05年。到2007年，温岭率先在镇财政级别中推行过“预算恳谈会”，试图在政府预算和公众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其目的是让公众知晓和理解预算方案，以缓解社会的不满。“预算恳谈会”是“参与式预算”的萌芽。虽然在公开性还未成为配套软环境时，部分人的恳谈，对预算中的“以管钱来管权”核心目标，并无持久的促进作用。但2007年温岭在乡镇级别上的改革，还是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应，这使当地政府把模式推行到县级市的水平上。今天外媒所关注的，就是在数年前“预算恳谈会”基础上，近期温岭逐渐在市一级铺开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实验。在这一次预算会议上，一名企业家面对着一屋子的官员，建议将他所在社区的绿化和道路修缮列入预算。
“参与式预算”，在国外也有大量实践，如在巴西，当预算与公众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时候，政府就会邀请公众参与讨论，并提出意见，使预算通过调整和修改，更趋合理，更利于公众监督。温岭的“参与式预算”，表明旧有的父爱主义式的“政府说了算”的预算已经在退出舞台，人们逐渐接受“无监督的权力是最坏的权力”的宪政思想，也使人大政协等立法和参政议政机构，在公众参与的压力下，在面对政府权力下最需要监督的“财政权”时，不再以政府背书者“橡皮图章”的形象行事。预算民主化，反映了公民权对政府财政权的刚性约束。
中国与权力和民主有关的宪政改革，正在走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自下而上之路，如乡镇选举、乡镇财务收支公开及地方政府预算民主化。温家宝总理曾在2008年两会上说过“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预算民主化改革或是中国改革中最艰难和最有深远意义的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明态度，将在三年时间内做到公开中央部委的财政预算，公开性将会给“参与预算”提供有效性。就因为此，温岭被外媒赋予了“阿基米德支点”的意义，只要这个“支点”成功，就有望撬动“中国改革”这个大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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