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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拥有半个世界,全球顶级富豪的社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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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各种数据显示,全球的财富正朝两极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资源掌握在更少数的超级富豪及其企业手上,而与此同时,社会正在以同样极端化的方式予以应对。争取公民权益者呼吁一种更激进的改变财富及生产结构的方法,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从大企业入手,通过唤起企业责任感去捐献资源,改善社会,因而涌现了众多以慈善之名的企业行动。在最新一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公布的全球财富报告中,这一现象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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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显示,仅全球前八位富豪的财产总值,就超过了世界来自较贫困地区的一半人口的对等财富总值,这意味着,若以资产来评估,这八个人已拥有半个地球!譬如,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已超越了世界上162个国家及地区的GDP。全球富豪在改善贫富不均的课题上,做了什么?该再做什么?他们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及鼓动企业的社会心,成为改善社会财富分化不可缺少的原动力。值此新春时节,是时候想想我们自身的责任感以至世界的未来。


榜单


与福布斯发布的富豪榜不同的是,乐施会每年发布的财富报告有一种向下的视角,它关注财富占有比例和流动方向。其近年来的报告显示贫富差距在加速扩大:2014年,20%的人掌握着全球46%的财富;而到了现在,两项数据分别替换成了八个和50%——乐施会预言,后一个数字将很快变成99%。该组织的执行总干事温妮-拜厄尼马说:“我们真希望在这样的世界生活?“不,没人愿意,包括财富金字塔顶端的那些人,只是目前他们在慈善上的努力远不能扭转这一趋势。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曾亲自到访西非加纳看望健康中心的病人,他与当地政府的卫生官员会面,商讨共同对抗全球卫生疾病问题。


名单中的种族和性别悬机

历年富豪榜单除了提供一连串响亮的名字,也有不少隐藏信息值得咂摸。比如全球最富有的十个人皆为白人男性(八位是美国人),年纪最大的是现年86岁的沃伦·巴菲特,而最小的则是33岁的FACEBOOK CEO扎克伯格——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全球排名前62位富豪中,其中男性有53位,女性只有9位。很显然,即便女性权力在当代已有了极大提升,但她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地位依然十分严重。即便有名如好莱坞演员詹妮佛-劳伦斯,也不得不为男女收入差异奋起抗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工人大部分都是女性。另外,这掌握着一半世界的八个人,分布在能源、时尚、金融、电讯以及互联网与IT行业,财富的积累固然与其非凡才智有关,但后期滚雪球般的增长更多因为所控企业在市场上的托拉斯地位。当然,除了账面上的财富值,他们也有着多元化的资产组合,仍以盖茨为例,如今微软只占其收益的很小一部分,而其家族控制的“瀑布投资”的跨界投资才是其多年稳坐全球首富宝座的关键。


贫富两端更加悬殊,另一个原因显然在于底层人口财富在日趋缩水。乐施会指出,因为修正了中国与印度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拥有财富,才得出了最新的报告结果,更能反映全球贫富差距的情况。底层在下沉,这种状况不只在发展中国家以及非洲等贫困国家出现,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在过去30年间,美国社会底层50%的人口实际收入增长率接近为零,与金字塔人群超过300%的收入增长对比鲜明。从广泛的视角来看,资源分配结构失调是罪魁祸首,其中包括税制不公,不同政府并未能有效地在就业、福利等方面形成成熟的机制。即便一向坚持平等核心价值的美国也不例外,减少福利开支、为高收入者降税、放松管制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带来了持久的损害,并持续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而且阶层固化十分严重,普通人感觉“美国梦”越来越远,越来越难以通过自己努力改变命运。


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

2016年5月,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捐款2亿美元开办癌症研究中心—南加州大学劳伦斯·埃利森转化医学研究所(Lawrence J. Ellison Institute for Transformative Medicine of USC),聚集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研究癌症的治疗方法。


经济不均引发的政局变天

贫富差距拉大正在给全球带来深远的影响,不只是政治格局的变化,还包括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难理解特朗普的当选。当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橄榄形社会变成了金字塔,人们将希望寄托于人手一票的选举机制——摒弃与银行家和大企业主深度联合的精英政客,选择看起来哪怕有些愚蠢、激进但至少对平民作出承诺的特朗普。英国脱欧与国内贫富差距问题也有重大关系,英国国内劳工阶层将不满情绪发泄到欧盟对自身利益的侵犯上,直接导致了分离。循着这一线索,我们还可以解释欧洲左翼政党的崛起。但两极分化带来了政客们无法解决的难题,英国导演肯·洛奇获得去年金棕榈大奖电影《我是布莱克》,讲述的正是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的木工布莱克,年迈时陷入生活困境的故事,但这个一生清白的好人在申请救济的路上重重遇阻。在现实世界的欧洲,越来越多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争取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与此同时,仇视犯罪率在大幅度上升。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根源。


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

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旗下的斯利姆基金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以保护世界物种的多样性,图为卡洛斯·斯利姆·埃卢在斯利姆基金会大会上为环保发言。


企业责任心能否扭转局面?

乐观的一面在于,金字塔顶端的富豪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单向地塑造自身慷慨的形象,而是投入到全方位的慈善事业中。近年来,比尔·盖茨与巴菲特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示范作用。两人在2010年发起了“捐赠誓言” (The Giving Pledge)慈善计划,邀请更多的富豪共同参与,也与各国政府展开了多方合作。巴菲特曾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是不公平的。我是个白人男子,生于美国,这样就更容易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中获得成功。”


在这种意识驱动下,他承诺至少将自己一半的财富用于慈善,而且正在持续高效地兑现,主要通过向“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的这个形式,将资金投放于贫困国家和地区。摸索的过程中,富豪们拓展了慈善视野。盖茨夫妇在2016年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贫困不仅只是缺钱,而是穷人缺乏发挥他们潜力所需要的资源。至关重要的两项资源便是时间和能源。”因此他们帮助最贫困的人们的下一步愿望和行动,“便是找到一种便宜、清洁的能源来为世界提供动力”。富豪个体与慈善组织的努力,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唤醒更强烈的社会共识,不仅推动政府公共政策的完善,也让企业成为缩小全球贫富差距的重要力量。如你所感受到的,如今企业社会责任(CSR)已成为大公司不可或缺的文化组成部分。无论参与度强弱,企业作为商业社会最活跃也是最有力的主体,为扭转全球贫富落差带来了另一种可能。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

自2010年起,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the Giving Pledge)运动,号召全球亿万富豪至少将个人财富的50%捐助给慈善事业。截止至2016年,已有154位个人(或夫妇)加入这项捐助计划中,累计捐助财富值达73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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